一起长达三年时间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律师观点/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10: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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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长达三年时间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律师观点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刑事案件被害人盖娜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依据《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八条规定，代理律师就刑事案件的处理和民事赔偿问题提出如下意见，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请人民法院通过庭审，基于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的刑事政策，充分正视被告人翻供不悔罪的态度和主观恶性，关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的实际情况，依法裁判暴力型犯罪，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被告人故意伤害罪”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侦查活动合法，不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应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一）项规定，判决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犯罪事实认定及量刑意见辩析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难以成立：
1、轻伤鉴定结论应被采信为故意伤害后果的证据：
卷内反映的事实：2009年5月11日，侦查机关将【2009】154号鉴定结论通知书送达了被告人，并经其签收捺印，该通知明确写到“如果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本案中没有被告人要求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事后要求重新鉴定时，2009年7月7日，侦查机关依法重新鉴定后，结论和首次轻伤结果一致，侦查机关向被告人送达【2009】300号鉴定结论通知书，被告人陈述对鉴定的意见时说“先这样”，没有提出关于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书面申请，只是说在法院审理时再提，法庭上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如果重提鉴定，其要求不能得到许可，已失去司法鉴定条件。依据鉴定通则及轻伤鉴定技术规范，故意伤害造成的伤害，应当在“伤初”进行鉴定，本案受害人的伤情是愈合后疤痕进行鉴定，三年八个多月时间后再要求鉴定，已经远远失去伤情鉴定基础，同时也对受害人一方严重不公平，受害人当初的伤情达到轻伤后果证据确凿，不能一味听任被告人摆布。
依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第一章第二条规定，轻伤以外界致伤因子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伤及由损伤引起的并发症或者后遗症，全面分析，综合评定。人身伤害司法鉴定时限规定，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一个月至三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一年。人身伤害司法鉴定时，不能因临床治疗好转、预后良好而减轻原损伤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原告人轻伤的鉴定结果符合法律，具备证据三性，应予采信。
3、病历补记漏伤与鉴定结论关系辩析：
从鉴定结论记录的内容查知，鉴定时对病志进行参考式摘抄，重要的是鉴定专家亲自对受害人进行临床查体式鉴定，全面查验头部伤情，并有带标尺的原始照片固定入卷，照片显示了三处明伤，鉴定结果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人及辩护人仅从病志里查找和剪裁文字改动内容，提交司法鉴定结论，将病历定性为“伪证”，被告人及辩护人断章取义、无端猜忌，针对案件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病志记录的内容有改正，受害人及公诉方没有否认，这是纠错改对，是还原事实真相，并非掩盖事实。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反复核查，通过受害人头天治疗时未剃发情况下缝合伤口、回家睡觉发现漏缝的伤口渗出鲜血染红枕头，第二天再到医院要求治疗的过程，以及主治医生的记述、护士人员的回忆，确已证实系漏伤补治，另从被告人的原始供述查知，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拿石头打被害人头部，打了几下记不清楚了，打完把石头扔了”，由此可见，被告人自认打了几下记不清楚，充分说明至少两下以上，被告并未肯定只打了两下，因此，从致伤起因看，头皮上的伤口也必然不会只有两处，事后鉴定，根据伤势形成原因，三处伤均为“钝器所致”，同被告人供述“石头砸伤”手段、次数吻合。司法鉴定时对受害人的头部瘢痕查验有三处伤痕，客观上确已证明病志改动系漏伤补治，并非人为制造或将无伤鉴定有伤，能够排除被告人的怀疑，鉴定结论是客观伤情的反映，伤情照片是证据基础。被告人在取保期间，单方委托明正司法鉴定病历改动情况，对本案没有多大意义，病历记录中的改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公安到检诉均予认可，事实证明，病志中的改动是对“遗漏伤情的补记”，并非恶意改动或“诈伤”，被告人及辩护人将其定性为“证伪”，依据不足，缺乏证据，所谓伪证的结论与全案事实不符，难以自园其说，不足采信。
庭审当中被告人认可三处伤，但提出达不到轻伤标准，其中一处伤口不应综合计入头部的意见不能成立。
是否综合评定伤情是较为专业的问题，通过人体伤情鉴定规范查知，实际属于“头皮”与“面部”的区分，依据《司法鉴定指南》规定，“容貌”也即面容，指前额发际以下，两耳根之前与下颌下缘之间的区域；“头皮疤痕”是创口经过肉芽组织填补、修复以后的最终产物，是创伤愈合后所遗留的记号。凡头部区域系指发际内入头皮范围，面部区位是指发际外范围，对头皮创口的测量掌握的原则是以伤及真皮深层的两创角间的距离为依据。创口（疤痕）应以拍摄照片并放置比例尺固定。本案受害人的三处伤情，一处为左头顶部，一处为左额顶部，一处为右颞顶部，其中左额顶部和右颞顶部均在发际内，依据司法鉴定指南，应列入头皮范围，三处伤合并鉴定达到轻伤标准符合规范。鉴定主体、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与病志、受害人伤情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足以成为定案根据，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被告人致伤受害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惩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量刑应与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犯罪前一贯表现不好，犯罪后认罪态度不好，拒不赔偿、无悔罪表现，三年多时间无法进入审判，社会影响面极大，被害人无任何过错；判处缓刑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且没有从轻量刑的任何情节。因此，根据发案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损伤程度、拒赔情况等情节，应当从重量刑，以一年六个月为起刑点，必须判处有期徒刑实刑。
附带民事赔偿重审两个意见：
受害人身体伤后奔波维权三年多，期望得到法律的最终安抚，检诉阶段，被告人家属曾提出调解，但附加提出案外不合理条件，表明其没有调解诚意，令受害人无法接受，庭审时被告人拒绝认罪，不愿赔偿，无法取得受害人谅解，受害人要求依法判决，根据原告人的意见，要求被告人不得附加刑事案外以外的任何条件，依然坚持在检察院时的补偿标准。
如被告人不能正视罪责，不能把握机会，被害人以自身伤痛和三年精神负担为代价，治裁被告人，要求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缓刑条件，应当判处监禁刑，让被告人接受法律教育，接受改造，接受教训。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刑事案件被害人盖娜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依据《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八条规定，代理律师就刑事案件的处理和民事赔偿问题提出如下意见，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请人民法院通过庭审，基于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的刑事政策，充分正视被告人翻供不悔罪的态度和主观恶性，关注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的实际情况，依法裁判暴力型犯罪，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被告人故意伤害罪”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侦查活动合法，不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应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一）项规定，判决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犯罪事实认定及量刑意见辩析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难以成立：
1、轻伤鉴定结论应被采信为故意伤害后果的证据：
卷内反映的事实：2009年5月11日，侦查机关将【2009】154号鉴定结论通知书送达了被告人，并经其签收捺印，该通知明确写到“如果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本案中没有被告人要求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事后要求重新鉴定时，2009年7月7日，侦查机关依法重新鉴定后，结论和首次轻伤结果一致，侦查机关向被告人送达【2009】300号鉴定结论通知书，被告人陈述对鉴定的意见时说“先这样”，没有提出关于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书面申请，只是说在法院审理时再提，法庭上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如果重提鉴定，其要求不能得到许可，已失去司法鉴定条件。依据鉴定通则及轻伤鉴定技术规范，故意伤害造成的伤害，应当在“伤初”进行鉴定，本案受害人的伤情是愈合后疤痕进行鉴定，三年八个多月时间后再要求鉴定，已经远远失去伤情鉴定基础，同时也对受害人一方严重不公平，受害人当初的伤情达到轻伤后果证据确凿，不能一味听任被告人摆布。
依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第一章第二条规定，轻伤以外界致伤因子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伤及由损伤引起的并发症或者后遗症，全面分析，综合评定。人身伤害司法鉴定时限规定，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一个月至三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一年。人身伤害司法鉴定时，不能因临床治疗好转、预后良好而减轻原损伤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原告人轻伤的鉴定结果符合法律，具备证据三性，应予采信。
3、病历补记漏伤与鉴定结论关系辩析：
从鉴定结论记录的内容查知，鉴定时对病志进行参考式摘抄，重要的是鉴定专家亲自对受害人进行临床查体式鉴定，全面查验头部伤情，并有带标尺的原始照片固定入卷，照片显示了三处明伤，鉴定结果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人及辩护人仅从病志里查找和剪裁文字改动内容，提交司法鉴定结论，将病历定性为“伪证”，被告人及辩护人断章取义、无端猜忌，针对案件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病志记录的内容有改正，受害人及公诉方没有否认，这是纠错改对，是还原事实真相，并非掩盖事实。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反复核查，通过受害人头天治疗时未剃发情况下缝合伤口、回家睡觉发现漏缝的伤口渗出鲜血染红枕头，第二天再到医院要求治疗的过程，以及主治医生的记述、护士人员的回忆，确已证实系漏伤补治，另从被告人的原始供述查知，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拿石头打被害人头部，打了几下记不清楚了，打完把石头扔了”，由此可见，被告人自认打了几下记不清楚，充分说明至少两下以上，被告并未肯定只打了两下，因此，从致伤起因看，头皮上的伤口也必然不会只有两处，事后鉴定，根据伤势形成原因，三处伤均为“钝器所致”，同被告人供述“石头砸伤”手段、次数吻合。司法鉴定时对受害人的头部瘢痕查验有三处伤痕，客观上确已证明病志改动系漏伤补治，并非人为制造或将无伤鉴定有伤，能够排除被告人的怀疑，鉴定结论是客观伤情的反映，伤情照片是证据基础。被告人在取保期间，单方委托明正司法鉴定病历改动情况，对本案没有多大意义，病历记录中的改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公安到检诉均予认可，事实证明，病志中的改动是对“遗漏伤情的补记”，并非恶意改动或“诈伤”，被告人及辩护人将其定性为“证伪”，依据不足，缺乏证据，所谓伪证的结论与全案事实不符，难以自园其说，不足采信。
庭审当中被告人认可三处伤，但提出达不到轻伤标准，其中一处伤口不应综合计入头部的意见不能成立。
是否综合评定伤情是较为专业的问题，通过人体伤情鉴定规范查知，实际属于“头皮”与“面部”的区分，依据《司法鉴定指南》规定，“容貌”也即面容，指前额发际以下，两耳根之前与下颌下缘之间的区域；“头皮疤痕”是创口经过肉芽组织填补、修复以后的最终产物，是创伤愈合后所遗留的记号。凡头部区域系指发际内入头皮范围，面部区位是指发际外范围，对头皮创口的测量掌握的原则是以伤及真皮深层的两创角间的距离为依据。创口（疤痕）应以拍摄照片并放置比例尺固定。本案受害人的三处伤情，一处为左头顶部，一处为左额顶部，一处为右颞顶部，其中左额顶部和右颞顶部均在发际内，依据司法鉴定指南，应列入头皮范围，三处伤合并鉴定达到轻伤标准符合规范。鉴定主体、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与病志、受害人伤情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足以成为定案根据，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被告人致伤受害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当惩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量刑应与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犯罪前一贯表现不好，犯罪后认罪态度不好，拒不赔偿、无悔罪表现，三年多时间无法进入审判，社会影响面极大，被害人无任何过错；判处缓刑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且没有从轻量刑的任何情节。因此，根据发案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损伤程度、拒赔情况等情节，应当从重量刑，以一年六个月为起刑点，必须判处有期徒刑实刑。
附带民事赔偿重审两个意见：
受害人身体伤后奔波维权三年多，期望得到法律的最终安抚，检诉阶段，被告人家属曾提出调解，但附加提出案外不合理条件，表明其没有调解诚意，令受害人无法接受，庭审时被告人拒绝认罪，不愿赔偿，无法取得受害人谅解，受害人要求依法判决，根据原告人的意见，要求被告人不得附加刑事案外以外的任何条件，依然坚持在检察院时的补偿标准。
如被告人不能正视罪责，不能把握机会，被害人以自身伤痛和三年精神负担为代价，治裁被告人，要求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缓刑条件，应当判处监禁刑，让被告人接受法律教育，接受改造，接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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