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2004年)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0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8月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8月2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决定
（2004年8月6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二、第四十三条修改为：“未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抽调或借调教师担任其他工作的，必须限期纠正，并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本决定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第三条 全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在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基础上实施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第四条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五条 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由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实施方案必须落实到乡镇。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是普及义务教育的主管部门。
实行义务教育目标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应提出任期内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对其政绩考核时应将实施效果作为一项内容。
第六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步骤和普及程度，各级人民政府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城镇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在1995年前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本世纪末，全省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并逐步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义务教育实施规划和方案，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城镇和农村在制定总体建设规划时应将义务教育设施列为重要内容，并与当地实施义务教育规划相协调。
第二章 管 理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全省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划、措施、检查验收标准和办法；组织全省义务教育的实施；制定校舍建设标准和教学设备标准；负责全省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落实和管理；负责师资的培养、培训工作。
(二)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辖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方案；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安排落实教育经费；督促、指导校舍建设和教学设备的购置；培训小学教师；管理、考核公办和民办教师；检查、监督义务教育的实施。
(三)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制定的普及义务教育方案，负责本辖区内义务教育规划的实施；提出合理设置初中、小学的意见，并管理教学工作；组织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调配公办和民办教师；统筹统发民办教师报酬；改善办学条件，保护学校校舍、设备和场地，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关心教师生活。
第十条 国营农(林)场、企业事业单位举办的小学、普通初级中等学校、初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行政上接受其主办单位领导。在实施义务教育和学校教学业务上，接受所在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管理。
第十一条 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设立教育督导机构，建立基础教育督导制度，负责对本辖区义务教育的实施状况进行全面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年度对义务教育进行检查验收，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情况，接受检查、监督。
第三章 就 学
第十三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都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尚不具备的地区，可推迟到七周岁入学。
因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免予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须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并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市辖区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招、聘用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
第十五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义务，保证使其适龄子女或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迫使其辍学而务工、务农或经商。
第十六条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免收学费。有条件的地方可免收杂费；条件不具备的地区，执行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收取杂费的标准和办法。禁止另立收费项目和超标准收费。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减免杂费。对残疾儿童、少年和残疾人的子女免收杂费。
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已实行免收杂费的，仍按原规定执行。
对前三款规定免收杂费的，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应按减免杂费的金额拨给教育主管部门，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给学校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克扣和挪用。
第十七条 非教育部门举办的中小学免收的杂费，由办学单位自筹资金解决。
由社会力量承办的义务教育的学校，其收费标准和办法应报所在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八条 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设立助学金，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就学。
第十九条 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的地区，应有计划地取消小学毕业生升初中考试，小学毕业生可就近升入初级中等学校就学。
第四章 学 校
第二十条 在国家确定统一学制前，全省实行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学制。现仍实行的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学制可作为过渡学制。进行其他学制试验，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学校的设置、布局应合理。小学(含教学点、简易小学)的设置、合并、撤销，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报告市、县、自治县、市辖区教育主管部门审批；九年一贯制学校、初级中等学校(含完全中学初中部)的设置、合并、撤销，由市、县、自治县、市辖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国营农(林)场、企业事业单位可单独或联合举办中小学校。凡已单独或联合办学的应坚持办好，不得随意撤销学校或缩小办学规模。
第二十二条 鼓励公民、社会力量以及华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外国友人捐资助学；鼓励公民、社会力量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办学要求兴办义务教育事业。
第二十三条 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使盲、聋、哑、弱智和其他残疾儿童、少年受到义务教育。省应创办聋哑学校；有条件的市、县、自治县应创办特殊教育学校，或在全日制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
第二十四条 学校的场地，由所在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书，学校不得将校舍、场地出租、出让或改作非教育之用。因特殊需要改作他用的，须报经所在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校舍、设备以及校办工厂、农场等财产。
绿化、美化校园环境。
第二十五条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学校进行赌博、贩卖不健康书籍、播放不健康录像以及搞封建迷信活动。
禁止在学校摆摊设点和设置其他妨碍教学的设施。
第二十六条 普及一定年限义务教育地区的学校，在招生范围内不得拒收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入学。
学校应与学生家长密切配合，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学生流失。
第二十七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选用经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或省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教科书。
学校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不得歧视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第二十八条 学校应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辅助教学。
第五章 教 师
第二十九条 教师必须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业务素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教师应热爱学生，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第三十条 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小学教师应具有中等师范以上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初中教师应具有高等师范专科以上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
对不具备规定学历或虽具备学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应组织其在职进修学习。对考核合格的教师颁发专业合格证书；对考核不合格的，调离教师岗位。禁止将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吸收、调入学校任教。
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具备规定学历或取得所任学科专业合格证书，经考核、评审达到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者，方可聘为一定职务的教师。
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干部也应进行培训和考核。
第三十一条 办好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并有计划地委托高等院校培训师资。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每年增拨的教育经费，应优先保证师范教育事业的需要。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保证山区、民族地区学校教师的数量、质量。
第三十二条 未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抽调或借调教师担任其他工作。
第三十三条 民办教师逐步实行工资制。其经费来源除国家补贴部分外，由乡、镇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各地应采取措施逐步使民办教师与当地公办教师同工同酬。
各地应建立民办教师福利基金，以解决民办教师福利待遇、医疗保健和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等问题。任教25年以上、被评聘为小学中级职务以上的民办教师，或任教30年以上、仍从事民办教师工作的，退休后，原享受的国家补助工资继续发给。
第三十四条 教师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保障教师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大力开展尊师重教活动，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教师在住房、生活补贴、公费医疗等方面应与当地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在老区、民族地区、贫因地区、特殊教育学校(班)任教的教师，应在前款基础上享受更优惠的待遇。具体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六章 经 费
第三十六条 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非教育部门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所需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由办学者筹措。
各级地方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应以上一年财政拨款用于义务教育核定的预算数为基数，应高于本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并保证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具体增长比例，由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制定。
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的机动财力应划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事业。
省、市、县、自治县、市辖区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经费，应给予补助；中央和省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补助费，都必须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发展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事业。
各级人民政府和办学者，必须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使学校设施逐步达到国家、省有关规定的要求。
第三十七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当地税务部门负责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用于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具体征收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的各类学校应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各级人民政府应从资金、物资和场地等方面扶持校办企业和发展校园经济。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勤工俭学收入实行免征或减征税收的优惠政策。勤工俭学所得收入，应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改善办学条件。
第三十九条 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管理制度。教育经费应专款专用。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挪用、克扣。
禁止向学校乱摊派各种款项。
第七章 奖 惩
第四十条 对在义务教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本办法，实施义务教育成绩显著的；
(二)积极捐资助学，发展基础教育事业贡献突出的；
(三)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取得优异成绩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实施规划目标的；
(二)无特殊原因，未能如期达到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要求的；
(三)学校另立收费项目或超标准收费的；
(四)拒收应在本辖区或本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的；让尚未受完义务教育的学生停学或退学的。
第四十二条 将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吸收或调入学校任教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并将吸收或调入人员退回原单位。
第四十三条 未经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抽调或借调教师担任其他工作的，必须限期纠正，并由上级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学生辍学，学校不采取措施解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因当地人民政府未采取有力措施，造成辍学严重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追究其主要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未经市、县、自治县、市辖区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校舍、场地出租、出让或改作非教育之用的，由教育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收入，并根据不同情节，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由其主管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财经纪律，侵占、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应追回款项，并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其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接受当地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仍不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的，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责令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
第四十九条 单位或个人招、聘用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辞退，并由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招、聘用单位或个人处以2000元至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营业，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破坏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学校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予以制止，并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校舍、设备和校办工厂、农场等财产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侮辱、殴打教师、学生的，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民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义务教育的补充规定，报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批准后颁布实施。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海南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再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视角
张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 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已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优越论”观点的冷静分析发现，这两者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关键词】 物权行为理论 无因性原则 善意取得 物权变动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物权立法的展开，物权行为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孰优孰劣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已诞生不少的优秀的学术专著和论文。①到目前为主，主流观点认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无论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适用范围还是在保护第三人的条件上均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以下简称“优越论”）。对此笔者持保留态度，并将试着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构，认为这两个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这个结论是否还成立呢？这就是本文所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对“优越论”观点的评析
（一）在动产领域，无因性原则是否优越于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认为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其理由如下：（1）依据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第三人必须为其是否善意自负举证责任，这样就不合理地加重了第三人的负担。[1]（2）善意取得制度实行的是主观善意标准，而要想建立一个法理上完善、司法上可行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必须就第三人的“善意”建立起一个客观标准，但是用客观标准来确定主观心态非常困难，在当代信息高速发达的社会，善意的举证困难更大，司法上有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无因性原则将第三人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的知情与否作为其“善意”的确定标准。这样，因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故其所确定的善意标准是一种在外界容易识别且在司法上比较易行的客观标准。因此，无因性原则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扬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公正。[2]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值得进一步的商榷：第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恶意”进行举证，否则法官就认定第三人为善意。因此，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善意与否自负举证责任，而是被推定为善意；第二，即使无因性原则所确立的客观善意标准是建立在不动产登记与动产的占有（交付）等物权公示公信力的基础之上，但是公信力也有绝对公信力和相对公信力之分。前者指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只要第三人根据公示的内容而与表征权利人进行交易，其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由于采取绝对公信力原则违备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以及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合理的利益平衡。故该原则早已被各国立法所抛弃，转而采取相对公信力原则，即只有无过错的相信公示内容的善意第三人与表征权利人所为之交易，其利益方可受保护。这样就将明知或应知公示内容不真实而仍与表征权利人交易的恶意第三人排除在外，这样也就在牺牲原权利人利益和保护善意第三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合理地平衡点。
至于相对公信力原则中的第三人的“恶意”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与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其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恶意”判断标准如出一辙。它不仅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原权利人就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进行举证，否则推定第三人为善意，而且第三人的“善意”也同样可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认定：（1）第三人在交易时是否已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2）转让的价格；（3）交易的场所和环境；（4）转让人在交易时是否形迹可疑；（5）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3]由此可见，在无因性原则当中，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的所谓客观善意标准其实质仍然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因此，以此来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观善意标准，这不仅是对公信力原则的一个误解，也是对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认定标准的一个误读。
（二）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优越论”理论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如下：①不动产物权登记有公信力，第三人可受登记公信力的保护；②现实生活中没有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因为交易的相对方即使受处分人的欺骗，但只要到不动产登记簿上一查便可清楚。而一旦出现处分人为非权利人时他就会中止与其交易，因此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4]
笔者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其理由如下：（1）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理论依据为占有的公信力，而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既然动产因占有的公信力取得其物权可为善意取得，那为何不动产同样因登记的公信力而取得物权就不能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呢？！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说法不同而已，其实这两者之间的法理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之上，否则，其在法律上就无法自圆其说；（2）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根本就不适用于“慌称自己有权利”的情形，它仅适用登记瑕疵的情形，比如由于登记官吏的失误、物权受让人伪造出卖人的登记委托书、受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代理授权委托书，以及登记实质关系的无效、被撤销等原因而造成登记簿不当等情形。这时，善意第三人因相信登记信息真实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故该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该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其进行保护；（3）根据民法原理,物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和既受取得两种方式,前者有生产、先占、添赋、善意取得、时效取得等；后者有买卖、赠予、继承等。而在这些取得方式中并没有将公信力作为物权取得方式的法定方式加以规定，因此如果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将有悖于整个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基本构造。[5]
（三）在保护交易安全的机理上，无因性原则是否比善意取得制度更为优越
“优越论”的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地。他们认为无因性原则的法理构造在于切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间的效力联系，使物权变动发生的“机关”仅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意而不受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这不仅是法律行为理论的精华——意思自治原则在物权领域的应有体现，而且也符合法律体系结构严谨的逻辑要求。而善意取得制度则是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它有着自身不周密的缺陷。即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这样，如果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存在瑕疵时，双方均没有撤销权，故最终对第三人的保护仍有缺陷。而根据无因性原则来处理，则双方可根据债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方式进行救济。[6]
笔者认为这个似是而非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将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定位于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这也仅仅是就善意取得性质进行解释的多种理论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具体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构造上，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有效，而无权处分行为则为效力待定。如果出让人事后没有经过权利人同意或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行为无效。这时善意第三人只能“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从而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在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即“无权处分合同为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 [7]即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情形下，无权处分合同乃为有效合同。另外善意取得前提就必须是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而且双方之间的交易的存在也是该制度之所以对第三人特别进行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而交易的实质乃为法律行为，故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在本质上仍为法律行为。因此，尽管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客观法理构造是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但其内部逻辑关系仍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之上，而并非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之外强行切断原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四）在适用范围上，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为互补关系
“优越论”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解决的则是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两者是互补关系而非谁取代谁的关系。[8]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矛盾，即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自身进行论证。因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者撤销时，第一受让人是否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不同的答案。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德国，其前手因适用无因性原则而使其当然享有物的所有权；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比如在我国，由于其不实行无因性原则，故第一受让人对标的物并不享有所有权，其所为的处分乃无权处分，其当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德国法中，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并行不悖，共同为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但我国以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采取的乃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故善意取得制度不仅完全可以适用行为人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也同样可以适用当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但第一受让人为有权处分时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善意取得制度比无因性原则更为周延，我们不应该弃简从繁而人为的增添许多烦恼。
（五）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否是对该原则本身完善的体现
所谓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是指针对适用无因性原则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不分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而予以一体保护等）而对该原则所进行的一种修正。其方法主要有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化理论和瑕疵同一说。 “优越论”观点认为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不是因为物权行为受债权行为效力影响的结果，而是物权合意作为法律行为在物权领域的体现，受其调整的结果，是该原则在适用时进一步完善的体现。[9]
事实上无因性原则的相对化并非如此，而恰恰相反，它是从根本上对该原则进行了否定。下面顺着“优越论”观点的思路运用法律行为理论对无因性原则的适用情形进行实证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一项法律行为的有效应该符合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和内容合法等三个方面的要件。（1）主体合格。在一项交易中，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主体为同一人，故若前者主体不合格，则后者主体通常也不合格。当然，这里可以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订立合同时行为人为未成年人，而当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成年。其实这时债权行为的主体瑕疵完全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追认而得以消除；另外一个例外就是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正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其为物权行为时则已处于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同样可基于与未成年人情形中相同的法理而消除主体瑕疵，而且这两个例外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罕见。由此可见，就行为人的主体资格而言，无因性原则难以适用。（2）意思表示真实。债权合同在此归于无效的原因通常有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以及重大误解等。事实上，债权行为在此要件上的瑕疵通常必然要影响到物权行为的效力。这也是无因性原则相对化中的“同一瑕疵理论”之所以产生的理由之所在。当然，如果行为人在受欺诈、重大误解后知道了事情真相或者在受胁迫、趁人之危的状态消除后仍自愿与对方为物权行为，这时物权行为当然有效，但我们也可视为行为人放弃了撤销权，因此，其债权行为仍自始有效。这样，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均为有效而同样没有无因性原则适用的空间。（3）内容合法。当债权行为内容违反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时，以前德国主流观点认为物权合意是“无色无味的”，其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事实上否认物权合意的伦理意义，这不仅缺乏现实的依据，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行为理论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质”，其无因性原则也难以成立。[10]
当然，为了适应生活实践的需要，任何一种制度、原则均可以对其自身进行修正使其更为完善，但其修正的底线不应该是对其自身的根基进行否定，否则该原则也就不在成为其原则。而一旦我们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纳入到法律行为理论这台“显微镜”下进行实证考察时，却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行为的无效时，其物权行为也必定无效。
另外，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引进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均会对我国法律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看形式合理性。我国就建国以来所颁布的大大小小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但不承认无因性原则作为一种立法思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运行过程。倘若现在贸然继受德国的无因性原则，必然会造成现有的法律体系的逻辑混乱。其次看实质合理性。在存在第三人已取得物权的情形下，若采用无因性原则，则原权利人只能向第一买受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但若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原权利人不仅可以基于他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借用合同等）而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还可以基于无权处分人的侵权或者不当得利而得到救济，因此其保护方法可以更为多样化。
三、小结
为达到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目的，在民法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制度设计，比如，取得时效制度、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法律行为制度以及善意取得制度等。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仅仅是多种选项中的一个子选项，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解释问题乃至政策选择问题。各国常根据各自已有的法律传统及其其它实际情况而作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而通过对“优越论”的观点进行冷静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在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确实比后者更为优越；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有：孙宪忠：论物权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北京：人大复印资料，1998（9）；何宗泽：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31）.
参考书目：
[1]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55.
[2]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2.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69.
[4]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201.
[5]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01.
[6]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J].人大复印资料，1998.（9）.
[7]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32.
[8]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36.
[9]孙宪忠.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188.
[10]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6－226.
Again o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y analyzing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ZhangJian-sheng
Abstr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nsaction of the buyer, the viewpoint which is better betwee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and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scholars’ disputes. By analyzing “the viewpoint of superior”, we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in the different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ulism of property right,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 can coexistence with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But in the mode of 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which adopted the formalism of creditor’ rights, the acquisition with good faith is better than the abstraction of act of propert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