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已为过去十几年实践证明。以社交网站崛起为特征的互联网新时代正横扫中国，而爆炸式增长的微博成为中国社交网站的主流，中国正迎来“微博时代”。从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的2010年至今，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无孔不入。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律性质上，微博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其影响力是一种舆论影响力。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对社会关系和司法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大有不同。当前微博尚处初级阶段，对司法的影响处于萌芽状态。


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过去司法公开面对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媒体，而微博时代的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信息源，媒体反而追随微博的民意，过去“媒体引导舆论”变成“舆论引导媒体”。司法机关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这极大挑战司法机关的智慧。微博时代的社会力量将比媒体更为激烈地冲击司法公开的现有边界。在微博浩渺的信息流中，一切被获知的信息将无差别地公开，并可能形成爆炸式传播，司法公开技术门槛也变得极低。


微博时代对司法的影响，有一个链条完整的影响机制：


一是信息传播技术发生重大变革。此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来自于传统媒介或网站，这种传播具有单向性、自上而下性。而微博时代通过网络的交互功能，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源，又是受众。意见气候的形成，越来越多地依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并非由大众传媒力量主导，而是由优势网民意见扩散、汇聚后形成。微博的出现，使传播具有低门槛、即时性、个人化和高粘性的特征，信息可瞬间呈现几何级爆炸。社会管理者管控舆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二是社会出现“自组织”现象。微博本质上属于社交网站，其魅力在于人身粘附性。每个“意见领袖”都有大量“粉丝”，每个普通用户也或多或少拥有“粉丝”。社会关系因此出现“自组织”现象，改变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式的层级控制极为严格。今天，中国社会仍以层层组织化为特征，下级组织从上级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个人从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形成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格局。而微博时代的社会关系发生裂变。以人身粘附为线条，每个人构成无边网络一点，每点又分出无数支点，循环无穷，使传统的自上而下格局外，又形成盘根错节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


三是社会蕴藏强大的动员与行动能力。“自组织”现象必然相伴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微博在传播上的低门槛、即时性和爆炸效应，与其作为社交网站的人身粘附性交织，有助于群体冲动的爆发。


四是社会关系变革触发司法联动。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必然产生法律需求，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动，社会管理机制便必然产生联动。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环，且被赋予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司法应当发挥主动性，与时俱进化解社会矛盾，体现司法的价值。


微博对司法的关注常从特殊个案开始，其能量也在个案上得到最大发挥。微博时代的初期，我们感叹于社会与司法力量交互中的混沌甚至迷失。这个阶段的“围观”，结果可能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也可能迫使司法机关因民意作出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判决。


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


一是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法律已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并规定“诽谤罪”等平衡条款，立法对微博的规制并非空白。但司法实践中，单个司法机关与微博在能量上是不对称的。司法被动性的固有气质从审判延伸到对外沟通，暴露出响应社会舆情能力的不足。但被动性并不意味着法院就要闭塞视听。通过更大程度的司法公开，积极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是当前司法面对微博民意的第一要务，也是在微博时代司法权威得以维系、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目前，诸多地方法院已主动开通微博作为司法公开新载体，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使司法机关公开公正的形象得到提升。


二是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司法和微博的内在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而其冲突正暴露出当前法律信仰缺失的现实。要提升民众的法律信仰，形成尊重司法的公序良俗，才能避免微博时代的民意演化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首先，司法机关和政府应以身作则，通过法的运行来倡导尊重法律的社会风尚。其次，应通过法治教育，将法律信仰内化为普通民众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轻缓刑事政策在适用中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 王利军


2006年“两高”工作报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的总体形势一度比较严峻，我们强调“严打”比较多，贯彻“严打”刑事政策已有许多精辟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探讨一下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问题。
一、轻缓刑事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的实践
一是非犯罪化，多数国家对个别轻罪实行了非犯罪化。如德国1975年对刑法典进行一项改革，排除了违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质，把违警罪只作为对法律的一般违反，只处行政罚款，而不处刑事罚金；奥地利于1975年将堕胎罪予以非犯罪化；1962年美国模范刑法典草案从刑法的非道德观念出发主张将同性恋、卖淫及通奸罪除罪化。二是辩诉交易，是指在审判前，控诉方和被告方经过准备，然后双方进行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控诉方的要求，则控诉方或者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控诉，或者要求将来从轻判处。三是暂缓起诉制度，是指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四是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罚金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并且将其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替代措施，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轻罪行为。在某些国家罚金刑已取代短期自由刑而成为制裁轻罪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缓刑作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条件执行的心理强制作用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一种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五是广泛适用假释和社区服务刑。假释一直作为克服监禁刑弊端、降低罪犯改造成本和疏通监狱拥挤的手段在行刑实践中为多数国家所采用；社区服务的刑罚方法最早出现在英国，指法院判决被告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的非监禁刑。七是刑事调解制度，即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在中立的第三者调解下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亦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谅解。
二、我国轻缓刑事政策适用中的误区
1、立法上的误区：一是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制度，没有暂缓起诉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院对不起诉的适用控制很严，甚至为了尽量少用或不用不起诉而采取了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的方法来终止诉讼，致使不起诉制度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暂缓起诉制度仅在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机关试行，又遭到了理论界的众多质疑。二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有学者还归纳了四种事实上的辩诉交易类型：（1）量刑减让式的辩诉交易（2）不起诉式的辩诉交易（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刑罚的交易（4）特殊情况下的辩诉交易。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推行认罪协商实有必要。三是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只有自诉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规定，在公诉程序中则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逐渐突破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领域，甚至渗透到刑事案件的其它领域如盗窃、强奸等，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较汉族地区刑事和解现象更为普遍。
2、实践中的误区：一是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无逮捕必要”无明确标准，同时检察机关执法人员受“求稳怕错”的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加至公安机关片面强调逮捕数量，刻意追求逮捕率等原因，不少地方出现“无逮捕必要”被严重忽视的现象。据统计，某基层检察院2004年共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147件250人，经审查批捕130件208人，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10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1.5%。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二是不起诉适用率过低。《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控制很严，适用较少，有的地方要求不诉率从严控制在5%幅度之内，有的地方实行了2%的不诉率临界线黄牌预警制，有的甚至将不诉率纳入公诉部门“五率”考核（“五率”指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不诉率的高低作为考评公诉工作的优劣。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滋生司法腐败，影响司法公正。客观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3条规定，对于相对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申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处理方法是维持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不起诉决定由审查起诉部门提起公诉，缺乏根本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导致实践中被不起诉人不敢提出申诉。相对不起诉救济程序的立法缺陷，也使检察机关内部不得不采取限制适用的措施加以弥补。这种限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做法不能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使司法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司法效率。
三、确保轻缓刑事政策正确适用的若干建议
1、应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和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作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首先，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其次，暂缓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司法中的体现。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最后，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松刑事政策思想，检察机关应当取消人为对不起诉适用的限制措施，扩大不起诉范围，同时尽快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2、应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确立刑事调解制度。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方法，给冲突双方解决冲突提供了机会。对此类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司法经济，缓解目前司法机关案多人少和监管场所紧张的状况，利于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
3、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高法对刑诉法第174条可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中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一项，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4、应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社会成本很高，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也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
总之，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国情，择善从长，有选择地借鉴他国在轻罪刑事政策领域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并在轻罪犯罪案件的非监禁处置领域形成一个总揽全局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