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4月24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10月25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行殡葬活动、从事殡葬服务和殡葬管理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推行火葬的具体规划，将殡葬设施建设列入城乡建设发展计划，使殡葬管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殡葬管理的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殡葬管理机构负责殡葬活动的管理。
公安、工商、物价、土地、卫生、民族宗教、市容环卫等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按各自的职责对殡葬活动和殡葬服务行为实施管理。
第五条 殡葬管理应当推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丧葬陋习，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禁止大操大办。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丧事服务组织，教育、帮助、监督公民文明节俭办理丧事。
第六条 不能通行汽车或者距殡仪馆50公里以外的偏僻深山区，为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其他区域为火葬区域。
第七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少数民族的殡葬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为少数民族改革丧葬习俗提供支持和便利。

第二章 火葬管理
第八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的公民死亡后，除国家规定可以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必须实行火葬。
第九条 公民正常死亡的遗体应当自死亡之日起7日内实施火化。
公民因患烈性传染病死亡的，死者亲属或者死者所在单位及医疗机构应当即时向殡葬管理机构和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并在24小时内实施火化。
遗体火化时，丧主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具死亡证明。
第十条 公民非正常死亡需要尸检的，应由县级以上司法机关进行尸检并出具准予火化证明，自出具准予火化证明之日起7日内实施火化。
确需暂时保留遗体的，应由县级以上司法机关出具暂时保留遗体证明，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
特殊情况需延期保留的，由市级以上司法机关批准，并出具延期保留遗体证明。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逾期由殡葬管理机构予以火化。
第十一条 运送遗体应当使用殡葬服务机构的专用车。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使用其他车辆，但运尸后应经殡葬服务机构消毒处理。
禁止殡葬服务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运尸业务。
第十二条 公民异地死亡的，遗体应当就地火化。因特殊情况确需运出的，必须经遗体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并出具《尸体准运证》。
第十三条 死者骨灰盒应当存入骨灰堂、埋入骨灰公墓或者深埋。
禁止在公墓外堆坟、树碑。
第十四条 火葬区域内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应在当地民政部门和民族宗教部门共同指定的地点深埋。

第三章 土葬管理
第十五条 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由县（市）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市民政部门审核、市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行。
第十六条 暂时实行土葬区域内的公民或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自愿实行火葬的，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十七条 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禁止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
第十八条 禁止在耕地、林地，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水源和水库保护区，河流堤坝和铁路、公路两侧设置墓地。
前款所列的禁葬区域内，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墓和经县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知名人士墓、华侨祖墓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考察价值的古墓外，现有的坟墓，应当予以平毁或迁移。

第四章 殡葬设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按规划建设殡仪馆和公墓、骨灰堂等殡葬设施，并将殡葬设施的迁建、扩建、改建和殡葬服务设施的更新改造所需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
殡葬设施的收费标准，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的村庄可建立公益性骨灰堂，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内的村庄可建立公益性遗体公墓。公益性骨灰堂、遗体公墓应当建立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宜耕种的土地上。
建立公益性骨灰堂和遗体公墓，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经乡（镇）人民政府核准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并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兴建和管理。
城市市区内的村庄，不得新建骨灰堂和公墓。
第二十二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医疗单位所属的太平间由当地殡葬管理机构管理。

第五章 殡葬用品和丧事活动管理
第二十三条 生产、销售丧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持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锡箔、冥钞、纸钱、纸扎等封建迷信丧葬用品。
实行火葬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棺木及为土葬服务的丧葬用品。
第二十五条 举办丧事时禁止下列行为：
（一）结阴亲、做道场、请巫婆神汉等封建迷信活动；
（二）在城市市区的非专用殡仪活动场所摆放花圈、花篮；
（三）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殡葬服务机构应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殡葬服务人员不得刁难丧主，不得指定丧主选用殡葬服务用品、项目或索取馈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第八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其火葬，拒不执行的，由县以上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强行起尸火化，费用由丧主负担，并对丧主处以500元罚款。
死者系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除按上款规定处理外，所在单位不得支付丧葬费和因丧事造成的困难补助费。
第二十八条 违反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处以500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地貌，并处以200元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建立骨灰堂和公墓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地貌，并对责任者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殡葬管理和服务人员弄虚作假、刁难丧主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敲诈勒索、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士的殡葬活动，按国家有关规定管理。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几个问题
范德浩

　　干朝端当前，刑事诉讼证据立法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其中有些问题尤为基层司法部门的同志所关注，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在立法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采信
　　目前，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持排除态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可以依法重新取证。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则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没有涉及。如何协调三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刑事证据立法所要解决的任务。
　　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理论界和司法界认识分歧较大。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立法也差异颇大。美国采取的是较严格的排斥法，他们认为非法证据一般都应排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也设置了“最终和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例外”等例外情形，缩小了非法证据的范围；英国虽同属英美法系，但对非法物证一般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的证据效力没有涉及，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予以禁用，但对重大犯罪，则前者应当让步。日本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要求较为严格，如果不是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或者当事人无异议的，一般都可采信，只有因“重大违法”所获得的物证，才可以排除。比较各国对于非法物证的态度，我国目前采用类似美国的做法不大现实。我国目前可以参考德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立法，采取一种对非法物证持否定态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处理的方式。
　　具体来说，可以在排除非法物证思想确立的前提下，从制度和立法上做以下的设计：(一)对取得过程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法重新取证，或者补办合法手续，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重新取证；(二)对取证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其所取非法证据一律摒除，法庭不得采信。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判断，可以界定为：第一，非法取证受到法律处罚或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第二，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非法取证行为，如以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侵入民宅搜查或强行搜查人身的行为，损坏财产、伤害人身的搜查行为等；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有危及国家安全之虑，或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存在威胁的重大犯罪应作为例外情形处理。例外情形的认定由法官据此自由裁量。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
　　当前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偏低，特别是被告人翻供或供述与证人证言有矛盾时，证人不出庭便无法当庭质证。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尤为普遍。这些证人多为自诉人或被诉人的邻居、同事等，对出庭作证顾虑较多。
　　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证人无理拒绝作证制裁制度；二是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相应的保障性措施。针对第一个原因，在我国立法中可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以拘传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具结悔过或者处以罚款、拘留。针对第二个原因，应加强对证人的安全保护，并在新的立法中作出对证人的补偿安排，其中应包括证人的在岗工资、奖金损失费、作证时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对这些经济补偿应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由财政支出。
　　对证人出于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况，刑事证据立法应一并予以考虑。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证人可以拒证的权力。我国古代历来都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解放以后，我们将其作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但西方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我国古代立法的条款。如德国刑诉法规定被告人亲属有绝对拒证权；英美法系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法国刑诉法规定，包括配偶在内的父母、儿女或其他直系卑尊亲属、兄弟姐妹等有义务作证但免于宣誓，因而不负伪证的法律责任，其证言效力只作参考而不作裁判的主要证据。韩国及我国的台湾也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因此，不应将“亲亲相隐”简单地做为封建残余予以抛弃。可以考虑在刑事证据立法中把亲属拒证权列入有合理的理由拒绝作证的情形之中。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稳定，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保护亲情和家庭，也就是保护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如果家庭得到了最精心的呵护，社会就有了和谐及稳定的基础。因此，为了稳定家庭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近亲属免证权在惩处犯罪上做出小的牺牲和让步，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是实现现代法制可考虑的做法之一。
　　拒证权还可以考虑列入的有：因作证而自我归罪的；因职业原因享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如律师与被告人、医生与病人等。联合国有关公约还规定法官在履行职务中得知的秘密也享有免证权。通过立法赋予部分人作证豁免权很有必要。
三、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根据刑诉法和司法解释的条款，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已有一些有关证据开示的规定，如检察院要在开庭前移送证据目录，要移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等。然而，由于目前刑诉法对证据开示所做的规定过于粗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并无约束力等因素的存在，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时甚至使得开庭审理不能顺利进行。如1999年8月，武汉市某基层法院审理了宋某、马某贪污一案。在庭审时，公诉人出示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由于该证据在庭审前未移送复印件，辩护律师未能查阅到。辩护律师束手无策，只有请求法庭延期审理。根据最高法院法释〔1998〕23号司法解释《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5条：“如果辩护方提出对新的证据要做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辩护方作必要准备的时间。”法庭只能同意律师的意见，进行休庭。如果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规定未在庭审前开示的证据，庭审时不得出示，那么就不会出现庭审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出示证据的现象，庭审效率会大为提高。
　　对证据开示是检察院单向开示，还是检察院、律师双向开示在认识上目前不尽一致。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律师要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出示证据的规定，因此，庭审时常常出现律师出示主张无罪、轻罪的证据，而检察员没有准备的非常被动的情况。因此，有同志建议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双方互相开示，权力均等。双方未开示的证据庭审时均不得出示。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安排。
　　证据开示应在庭审前进行，由非审理本案的法官主持，以避免庭审法官产生先入之见。
　　也有人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讲的是程序问题，从诉讼结构上来讲，安排在证据立法中不太妥当。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证据立法不是刑诉法中证据部分的简单扩张或改写，而是就有关联的证据问题一并立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样安排有很大好处。
四、关于鉴定问题
　　司法鉴定是目前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头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件案子、一个当事人可能同时有几个甚至多达六、七份来自不同级别的鉴定单位的鉴定，法庭开庭时很难采信。如何规范这种重复鉴定、大打鉴定战的现象呢?
　　一种意见认为解决这种状况的方法可以采用行政的方法解决，即一个地区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做鉴定的最后的裁定部门，法院审判以这个权威部门的鉴定为准。这样可以减少重复鉴定的现象。
　　另一种意见认为司法鉴定如法医鉴定是一种科学鉴定，科学问题很难用鉴定单位级别高低、权威大小来决定。级别低的鉴定单位对某类鉴定问题术有专攻，很可能他的鉴定是正确的；级别高的鉴定单位也难免有疏忽、出错的时候。因此指定某一个鉴定单位做最后的权威的鉴定单位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科学方法。所谓法定证据，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规定。如果法院或其它部门指定某一部门为最权威的鉴定单位，无疑是预先设定了其鉴定结论为最有效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重复鉴定法庭无法采信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对鉴定的认识问题。要认识到科学鉴定也是一种证据，这种证据只有经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查确认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采信为诉讼证据。不经过质证的证据我们不应无条件地采信。在这一点上鉴定结论并不比其他证据材料享有任何的特权。要认识到鉴定结论是可能出错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科学结论。鉴定的证明力并不必然地高于其他证据材料。鉴定的正确与否并不必然与鉴定单位的级别高低成正比。审判人员不要迷信鉴定结论。因此，当出现多种鉴定材料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些鉴定结论经过法庭质证，然后，通过质证做出内心确信，对不同的鉴定材料做出取舍采信。仅仅依靠级别高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来定案的方法，是放弃法官职责的偷懒、取巧的方法。这里，立法就要解决一个鉴定人出庭的问题。如果鉴定人不能出庭，对方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质证，法庭也无从采信。目前，鉴定人不出庭已是普遍现象。因此，立法需要规定：鉴定人在法庭或对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出庭时一定要出庭。鉴定人不能出庭接受质证的鉴定结论，法庭可以不予采信。
五、关于证据的灭失和固定
　　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因侦察阶段收集到的证据没有固定而灭失，或先破后侦，没有收集证据，破案后因证据不足造成疑案的现象。证据的灭失往往还与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的虚设有关。近一时期，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基本上被虚设，有时连清单也没有随案移送，由此在审判中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有的盗窃物品需要估价，检察机关不估价、不鉴定，不负举证责任时，法院由于没有实物，也无法估价；有的案件凶器没有移送，有时在公安机关就已遗失了，导致审判证据不足。我们建议在现有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应在立法上有所反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