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


濮阳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


《濮阳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2月7日市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盛国民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濮阳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23号）、《河南省防震减灾条例》、《河南省实施<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建设、抗震设计、工程监理、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地震动参数复核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抗震设防要求，是指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破坏的准则和在一定风险水准下抗震设计采用的地震烈度或者地震动参数。
本办法所称地震安全性评价，是指根据对建设工程场地和场地周围的地震活动与地震地质环境的分析，按照工程设防风险水准，给出与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相应的地震烈度或者地震动参数，以及场地的地震地质灾害预测结果。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相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般建设工程按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或者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二）重大建设工程、可能产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根据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三）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分界线两侧各四公里区域和地震研究程度、资料详细程度较差地区的一般建设工程，应当进行地震动参数复核，并根据地震动参数复核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四）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确定。
第六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按照管理权限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确定抗震设防要求。需经市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到市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办理抗震设防要求登记手续，确定抗震设防要求及其依据，确认是否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需经县（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到县（区）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办理抗震设防要求登记手续，确定抗震设防要求及其依据，确认是否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七条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应当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发展改革部门应当把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作为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必备内容进行把关，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或依法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而不进行的，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设计单位和图纸审查机构必须严格执行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和施工图审查。
地震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图纸审查机构落实抗震设防要求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建设工程，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向建设单位提出纠正意见，并抄送同级有关项目审批部门，项目审批部门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责令设计单位、图纸审查机构进行改正。
重大建设工程的选址、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初步设计审查、土地规划建设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和重点项目联审联批联席会议等，应当有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参加。
第八条 工程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对工程抗震设防质量承担终身责任。
第九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程的范围按照《防震减灾法》、国务院《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河南省防震减灾条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第120号令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依法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不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申请报告的，在设计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图纸已设计因故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必须在工程开工前补做地震安全性评价，抗震设防要求与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不符合的重新进行抗震设计。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结束后，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报送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审定。审定后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和有关文件，建设单位在10日内报当地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出具抗震设防要求有关手续；不进行备案的，视为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以下环节到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手续：
（一）实行审批制的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环节；
（二）实行核准制的建设项目，在项目申请报告编制环节；
（三）实行备案制的建设项目，在规划部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
（四）其它建设工程，在设计前。
第十二条 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办理抗震设防要求确定手续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确定申请表；
（二）建设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三）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和评审意见、批复文件；
（四）地震主管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其它资料。
不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应当提交抗震设防要求登记表、工程概况、场地位置、场地类别和地震主管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其它资料。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提交资料符合规定的，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对依法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含地震动参数、地震烈度复核）的建设工程，应当自接到河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评审意见、批复文件之日起五日内办结；不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地质情况复杂的应当在三日内办结；其它建设工程一日内办结。
第十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纳入工程建设概算。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
第十六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实行资质验证管理制度。
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时，签订委托合同后，应当到市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进行登记验证，登记验证的主要内容：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资质的有效性、委托合同（复印件）、建设工程概况等。登记验证后方可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不进行登记验证的，不予办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 市、县（区）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检查，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停止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通知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参加。
对没有地震部门抗震设防要求验收合格的建设工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部门不发竣工验收备案书。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占地范围超过5平方公里的工矿企业应当开展地震影响小区划工作。
可能有活动断裂通过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工矿企业应当开展活动断层探测工作。城乡规划与建设，应当根据地震活动断层探测结果，采取工程性防御或避让措施。
第二十条 农村住宅建设，应当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建筑抗震设防要求和技术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民房建设工作的指导和城乡结合部村（居）民建房的管理，引导村（居）民建设具有抗震性能的房屋，在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搬迁等工程时，应当保证工程及相关村民房屋建设达到抗震设防要求和标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地震、发展改革、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图纸设计单位、图纸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建设工程给予批准、核准或者备案的；
（二）不按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或图纸审查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事和解不诉 被害人 加害人


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支点。应运而倡导的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缘起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1]。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2]。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3]。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分别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4]。
1、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恢复正义理论通常被作为“当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之时，由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按照系统的法律规则来决定犯罪行为人责任并对其施加痛苦”的“报应正义”的对应概念加以研究。恢复正义理论则强调：一是犯罪不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和恢复；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人简单的处罚并不比授权被害人直接介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寻求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因而，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5]。
2、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该方式的功能和行为人对其的预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因为被害人在选择方式的时候总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有时候是瞬间的，但是被害人选择的通常是成本最低、最适合的方式。因此，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或其他的和解方式，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机率就非常大。例如农村存在大量刑事案件私了的情况[6]。
3、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说理论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7]。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8]。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提出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被害人权益立体保护的缺乏
回顾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权益（如沉默权、防御权、生育权等）而展开的。诉讼改革重心的偏移影响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一是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口惠不实。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享有辩护权、请求抗诉权、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以及其他多项诉讼权能。从应然角度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设置较为全面和客观。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这些诉权因设置的非科学性而行使较为困难。例如，被害人在对不起诉案件行使申诉权和起诉权时，发现受案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已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若被害人再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实则毫无意义。而当被害人转向行使起诉权时，检察机关并不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由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出庭举证，其难度显而易见。另外，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行使，须由检察机关决定，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因被害人请求而提请抗诉的近乎为零。
二是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失落。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无法使其摆脱因加害人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数据另表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三是被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忽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内心的创伤。而台湾刑事诉讼法则灵活规定为“依民法之规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内心的感受[9]，不能提供一个被害人诉说（叙说）和发泄的平台，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过分压抑以寻求报复得以解脱，最终走向犯罪。
2、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不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犯罪分子，使其身体受到折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不可否认，实践中有因害怕监禁所带来的痛苦而放弃再犯的成功范例。但是，监禁刑究竟给刑事罪犯，尤其是轻微刑事罪犯，带来何种效果，则很少研究，即便研究也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2004年3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10]。其结果与使用监禁刑本意相违背。（现节选海淀院部分问卷内容）

以上两组数据反映，短期服刑人员因羁押很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相互传染恶习，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


该项调查显示，轻微刑事罪犯因短期监禁产生回归社会的各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

该组数据直接表明，轻微刑事罪犯监禁的效果是累犯数增多，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相互吻合。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述：拘留造成了累犯。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犯罪或腐化根源；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兄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因素[11]。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切合点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统一口径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从属诉讼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等方面。至于该制度践行于诉讼何阶段以及与刑诉法如何结合等问题，则论及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模式。其理由为：
一是刑事自诉和解已为法律所承认，故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国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是选择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和解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是一个“不告不理，有告必理”的阶段，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势必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和解，时机已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已做出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12]。最后，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
三是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刑事和解（微罪）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外在的统一性。这样，只要在法律上做出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具体规则，即可实行。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寓刑事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为一体的全新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必将对法治社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的匀称[13]。其相对含义是“不配合、不适当和不匀称”，也即“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也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而且是一种内在的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打击求和谐”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