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王占洲


摘要：“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 　预测 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多出现取保候审权利争议的情况，即羁押与取保候审权利之间的冲突），适用取保候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同时这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经看出“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刑事诉讼理论界均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没有确定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为“社会危险性”设置专门的证明机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其程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据科学化的制度化的证明，这已经不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它是司法上的不严谨，它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机会。也许，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还是被剥夺的问题，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如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所想“反正最终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审或逮捕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来说，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他们的权利同样也是构建我们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基石，因而他们至少有权利要求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随意猜测或感觉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罢，他们至少应当有知道什么是社会危险性，自己是怎样被证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权利罢？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超期羁押、取保候审与逮捕的冲突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也许问题之一就出在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上罢？的确，基础性的条件尚未明确又怎能保证依此而做出的判断的准确性呢？以下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危险”是指“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即“性质”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内在因素。仅仅从字面看，“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当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强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长期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在法律上还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另一个是犯罪的嫌疑——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强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这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同刑事诉讼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法律对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法律评价，同时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对其行为的不利评价和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强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而是使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保障，况且，从法律上讲，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通过刑事判决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需要对其处以刑罚，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被确认。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应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我们将“社会危险性”界定为“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2]。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在有些论著中也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称谓不准确，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缓刑制度和假释制度的影响，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关键条件是“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法定条件，是确认“再危害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受此影响，有学者便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界定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之一。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一原则下，对于那些原来就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诉中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在法律上他们并不存在“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前提，因为犯罪嫌疑绝不能等同于犯罪，这是关乎刑事诉讼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思想上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于他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有什么刑事诉讼权利可言呢？因而，这里我们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应当包括：第一、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以及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应当是指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因为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有其自身特点，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在程度上也有着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诉讼义务包括：第一、依法接受侦查机关对其所涉犯罪事实进行的合法的侦查；第二、依法到庭参加人民法院对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确保具体刑罚的执行。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拒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决定的刑罚的执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问题：第一、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不仅仅是逃亡、躲避，还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虽然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在审理或刑罚执行之前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处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的，也应视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因为依据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及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而认为有使调查或审理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性时，不能据此即自动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而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使用特定之证据来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给侦查或审理造成的困难。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碍侦查机关取证、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实施其它阻挠刑事诉讼进程的积极的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各种涉案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证人、翻译人、鉴定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鉴定的真实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机关所作供述的真实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或企图通过唆使、指使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同犯罪行为会发生重合，的确，上述我们所指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只要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为。因而，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里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应是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
二、社会危险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但它决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臆想和虚无缥缈的猜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它也不同于刑法中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并未已经实际发生，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转化为现实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从立法学上讲，“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它肯定是违宪的。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中确认了对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主要体现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即使这时的公民已经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羁押只能由有资格的官员或被授权的人在一个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授权或在其有效控制下进行。当然，宪法只是规定原则，具体要通过相关部门法来实现。宪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宪法的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也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我们认为这种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应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权利在部门法立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一层面的含义，即在制定部门法时明确具体的规定该项宪法权利的内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宪法权利在部门法司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部门法在实施时应当拥有保证该项权利实现的必要的保障机制。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但是如果在法律实施时，如果存在公权部门可以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且不受任何制约的可能性，那么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对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对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我们在考察一项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时，不仅要考察该法律规定本身，还应当从宪法角度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评价，即该项法律的执行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是必须的，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社会危险性”可以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该项法律的执行当然不符合宪法的标准，因而它肯定是违宪的。
2、复杂性，即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原因的复杂性，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对涉嫌罪名性质的认识、对相关证据的理解、对其的预期处罚认知状态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客观上刑事诉讼所涉及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险性的手段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社会危险性”的复杂性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相信“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这一简单的等式。理论上，在犯罪嫌疑同社会危险性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证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后这种可能性才能被确定为法律事实，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会危险性这两个待证明的可能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联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社会危险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在“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无意义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义。
3、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显它是一个可变因素，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条件）、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4、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就社会危险性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社会危险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我们试图为其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论证体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危险性”与其它相近概念的区别
在大多数涉及到强制措施的论著及教材中都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社会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发生混淆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危险性”同刑事实体中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会危险性”不同于“社会危害性”。
（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腿，因其自身条件的变化，甲已基本丧失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可能，其社会危险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没有。
2、“社会危险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险性”。
有学者（赵永红）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给人身危险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的，是行为人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事实与否定规范评价的统一。易言之，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他将这种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称之为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二种情况：一是指无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再犯可能性或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3]。表面上看，“社会危险性”同“人身危险性”的内容比较相似，两者都反映了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预测或评估，但两者存在的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对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对于社会危险性来说，其侧重于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为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提供依据，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存在赋予了司法机关剥夺那些在法律上还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险性则是力图从刑事实体的角度解决刑事责任的问题，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刑罚学的角度研究，为量刑提供指导；初犯可能性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则在犯罪论部分有所体现，表现为立法上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选择要件加以规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强调的是行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危险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其更强调的是妨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四、“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
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5]。当然，一般来说这里的证明责任是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实体事实所需做出的证明，但是从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运用于对程序问题的判断，理由有：
首先，“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必要性，因为司法机关针对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同样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依据，由此所产生的决定会对那些在法律上尚属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直接的影响，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据以做出程序决定的这种关键依据同人民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依据在本质上都属于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主要原因。的确，不加证明地确定“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和不加证明地确定犯罪行为的存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不仅仅使刑事诉讼显得如同儿戏，而且还会使不加证明即做出该种确定的司法工作人员直接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不加证明的确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特别是当那些遭受了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终被确定为无罪时，这种风险更大。
其次，“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可行性，在“社会危险性”的特征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社会危险性”的可证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证明性并不仅仅是其自身从内部而言所具备的某种内在因素，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特点的简单归纳，它是可以纳入到逻辑推理中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其进行论证，其原理同我们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属于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唯一的区别只是证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许对此不理解，但既然我们都认可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认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尚未发生的行为进行证明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原子武器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社会危险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来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发生，这是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尚未发生的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看，对尚未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能不能证明的问题，而只有是否尽力去研究出能够证明其存在规律的论证机制的问题，它不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时同样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证明主体的不同，“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应作如下分配：
1、逮捕决定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条件当然不能随意猜测，它必须要经过证明，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承担决定逮捕违法的风险。
2、取保候审申请人的证明责任
从法理上而言，刑事诉讼法既然同时规定有适用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和适用条件，那么当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且能够按照批准机关的要求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时，他就享有被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该项权利的享有取决于适用条件的成立，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其已经由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转化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其自始即属采取取保候审不致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逮捕决定自始有误。当然，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需要证明的，这时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申请方，即负有了“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他们（包括享有申请权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承担其取保候审申请不能实现的风险。
3、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决定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即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通常就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如果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认同了取保候审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所作的证明，即表明取保候审申请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或充分实现，此时不再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但当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时，则会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就意味着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提出了与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完全对立的主张——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这一主张也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决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当取保候审申请人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理由不能成立时，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审批机关虽然理由没有变化但也相当于提出了新的对抗性主张，其当然应当承担起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证据及其证明的责任，其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应批准取保候审申请，或者承担其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的决定违法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辞典》（第二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参见王占洲、林苇著《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肇 庆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肇府[2002]42号



　

转发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降低放心肉价格逐步取消中间批发商的决议的通知



端州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同意了市人民政府《关于要降低放心肉价格就必须取消中间批发商议案办理方案的报告》，并作出了《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降低放心肉价格逐步取消中间批发商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将《决议》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降低放心肉价格逐步取消中间批发商的决议
（2002年8月30日肇庆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肇庆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焕江代表市政府所作的《关于要降低放心肉价格就必须取消中间批发商议案办理方案的报告》。

会议认为，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办理方案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是明确的，主要措施是可行的。会议原则同意这个办理方案。

会议指出，“放心肉”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心大事，降低猪肉零售价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市人民政府要认真采取措施积极落实议案办理方案，争取在明年市人民代表大会前把城区“放心肉”价格降低到与周边城市相近的合理水平。

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办理议案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协调，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明确市和区在生猪屠宰管理中的权责，落实层级责任制；要切实采取措施，对现有的批发行要重新审核，对问题较多的批发行要取消其经营资格；批发经营要引入竞争机制，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取消中间批发商；要降低肉台租金，不能让肉台租金无限上升；要对生猪收购、屠宰、销售各个环节的税费进行全面的清理，参考周边地区的做法，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要尽快取消郊区生猪收购保护价和对口收购；要加强对生猪总肉批发价和零售肉价的监管、指导，在经营成本降低时，相应降低总肉批发价和零售指导价，定期公布猪肉价格，接受群众监督；要成立专职的队伍，打击“私宰”行为，对“天光圩”和酒店、团体要加强检查，防止“私宰”肉对市场的冲击；要依法严厉打击零售肉商欺行霸市暗中操纵的行为；要落实价格监管和打击“私宰”工作经费，保证办理方案目标的实现，让市民真正得到实惠，食上“放心肉”。



关于要降低放心肉价格就必须取消中间批发商议案办理方案的报告



肇 庆 市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

肇庆市人大常委会：

市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关于要降低放心肉价格就必须取消中间批发商的议案》（第5号，以下简称议案）经大会主席团通过，决定交由市人民政府办理。为了办理这一议案，4月2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德秋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就议案提出的我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该议案的核心是要降低放心肉价格。议案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愿望。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办理好人大议案，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改革的实惠，是政府的职责。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反复论证，本着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议案办理方案。现报告如下。

一、端州城区生猪批发的基本情况

端州城区是1997年12月开始实行生猪定点屠宰的。市政府为了办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市民真正吃上“放心肉”，除成立了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外，还根据国务院《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广东省生猪定点屠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先后制订出台了有关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强对全市生猪定点屠宰和肉品市场的管理。按照市政府关于同意试行《肇庆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与生猪定点屠宰同时实行的，是设立生猪批发行（以下简称批发行）。批发行的作用是做好生猪的货源组织和市场鲜猪肉品的供应。这种形式，称这为“批发制”。目前端州城区设有10个生猪批发行。4年多来，各批发行积极参与端州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和肉品市场管理工作，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从实践的情况看，设立生猪批发行，可以说既适应生猪定点屠宰后市场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为稳定城区鲜猪肉品市场供应奠定了基础。主要体现在：

（一）协助做好肉品市场的供求平衡工作

经批准设立的10个批发行，负责城区21个市场肉品供应的组织工作。批发行通过市场“买手”加强与零售商的联系，了解市场供求情况，指导零售商落实每天的供需计划，避免市场肉品供需失衡现象的发生，稳定了市场供应。

（二）配合做好城郊两镇农民自养生猪的购销工作

各批发行根据市、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除组织外省生猪回肇供应城区市场外，还定期按保护价收购城郊农民自养的生锗，较好地解决了城郊农民卖猪难问题，促进了城郊两镇的生猪生产。自1998年至2001年的4年中，各批发行共收购城郊农民自养的生猪25.02万头，平均每年6.26万头，而定点屠宰前城郊生猪年出栏量只有4万多头。

（三）自觉做好生猪购销质量把关工作

各批发行在采购生猪时，注意把好质量关，做到有毛病的生猪不采购、不送宰。同时，对检出有问题的送宰生猪，自觉交肉联厂进行集中销毁，决不流入市场。4年来，市肉联厂共销毁检出有问题的毛猪560多头、肉品内脏260多吨，从而确保了市场供应肉品的质量。

实行生猪定点屠宰，设立生猪批发行是一项新的事物，由于各种原因，共设立和运行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是：一是批发行设立的必备条件尚没有统一和规范的标准要求，设立批发行欠缺透明度，公开、公平、公正度不够；各批发行对口供应市场带有一定的垄断性；二是对批发生的监管没有完全到位，未能及时准确掌握他们的经营运作情况，目前10家批发行大部分是承包给个体私人经营，从而增加了总肉批发的营运成本；三是部分批发行自律性差，服务意识跟不上，只顾自身的利益，忽视零售商的利益，往往购进一些质次毛猪充当好猪，从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四是私宰肉流入市场较多，监督力度不够，物价部门虽对总肉批发核定了指导价，但没有很好地实施，目前城区鲜猪肉品零售价格仍比周边市高。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只要加大改革力度，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城市好的做法与成功经验，是完全可以改进，并加以解决的。

与生猪批发行的“批发制”相比，取消中间批发环发，由定点屠宰厂与单个生猪送宰者直接发生关系，称之为“代宰制”。我们了解，现在某些大中城市实行的“代宰制”，存在着弊大于利的问题。所谓利，一是能够减少中间批发环节。这样做，理论上可以适当降低总肉的零售成本，但是否真正能够降低零售肉品价格，还要有待实践检验。具体到端州城区更是如此。几年来城区的总肉批发价同周边城市的对比，我市的属较低，而零售价则比周边城市为高。因此，我们认为影响肉品零售价格高的因素不单是批发环节的存在而造成的。二是零售商有了购销选择的自主权。而实行“代宰制”可能会出现多方面的问题：一是影响了市场供应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二是增大了监管难度，难以确保上市肉品的质量和卫生。据了解，我省生猪定点屠宰实行“批发制”的地方，病猪检出率平均为0.7％左右。我市肉联厂几年来检出不适宜人吃用的病猪560多头（全部烧毁或深埋处理），检出不适食用的肉品内脏260多吨，如实行“代宰制”后，要处理检出有问题猪只和肉品难度大了，主要牵涉到零售商的利益问题。三是增加打击私宰肉难度。据实行“代宰制”的地方反映，由于监管手段没跟上，实行“代宰制”后，除游动摊贩外，不少市场零售商，也会从中夹杂部分私宰肉出售（因为两者的成本不同）。如中山市2000年实行“批发制”，定点屠宰场日屠宰量为1200头，之后实行“代宰制”，日屠宰量下降到300头左右。而在“批发制”下，批发行和买手可以掌握每天市场生猪的上市量，从而有利于防止私宰肉进入市场。四是增加定点屠宰厂（场）的管理难度。为确保放心肉的质量，按有关规定，闲杂人员一律不能进入屠宰车间。如果实行“代宰制”，城区300多零售肉商涌入肉联厂，也会带来“放心肉”的卫生问题，增加管理难度。五是城郊两镇农民卖猪难问题会更突出，甚至会出现买猪打“白条”现象，直接影响城郊两镇生猪生产和农民增收。

从上述情况的比较和分析看，端州城区设立生猪批发行，是加强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符合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因此，生猪经销方式要实事求是地确定，按市场规律办事。

二、办理议案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办理这一议案，要坚持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加大改革力度，把改进与完善端州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降低放心肉价格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行动，切实抓好落实，让广大市民吃得放心、称心。

议案的目标一是让市民吃上放心肉，二是降低肉价。生猪收购、屠宰、销售环节多，利益关系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管理难度大。办理这一议案，必须坚持依法办事，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慎重，避免影响市场供应和社会稳定。要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和国家、省有关法规和政策，按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争取在一年内把城区放心肉肉价降低到与周边城市相近的合理水平。

三、办理议案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人大议案办理过程就是推进端州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改革的过程，必须加强组织领导。为便于工作上的协调和联系，由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议案的办理。考虑到办理过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决定在成立专责小组，负责议案办理的具体工作。专责小组由市政府刘焕江副市长任组长，市府办、市经贸局、端州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成员分别由市工商局、物价局、市场物业管理总站和端州区经贸局、公安分局、物价局、食品集团公司、市肉联厂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日常工作由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贸局贸易市场科）专责。专责小组的主要职责是：（1）提出议案办理各阶段工作安排；（2）草拟办理过程的各种文书材料；（3）掌握和综合办理情况；（4）协调处理各方面问题。

（二）制订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规范管理

实行端州城区生猪定点屠宰批发环节改革，市、区过去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已不相适应，必须根据国务院《条例》和广东省《规定》的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收到实效。

（三）加强舆论宣传工作

深化生猪定点屠宰批发环节改革，涉及到批发行、零售商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广大市民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做好引导工作。一是在改革实施前，在市和端州区的新闻媒体开展广泛宣传，让市民了解在端州城区进行生猪定点屠宰批发环节改革的内容和目的的意义，从而关心和支持改革；二是切实做好批发行和零售商的宣传引导工作，市、区经贸部门主要做好批发行的宣传工作；端州城区21个市场零售商的宣传工作由工商部门和市场物业总站负责。通过宣传引导，使他们树立整体观念、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出发配合做好批发环节的改革工作。

（四）强化定点屠宰厂管理

根据端州城区目前的实际，设立1间生猪定点屠宰厂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城区的鲜猪肉品的市场供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宜增设新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当前首要是强化市肉联厂和企业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要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制度，实行“服务承诺”。要走组织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依法监管。

（五）改革端州城区生猪批发环节

1、对批发企业（商）在注册资金、经营场地、运输工具、服务领域和宰批程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公开准入条件和退出条件，符合条件方可申办。对现有的10个批发行进行重新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经营资格，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监督管理上把好关。对违反规定的，应给予处罚直至责令退出。

2、试行取消批发行按区域对口供应市场的做法，允许批发行与零售商进行双向选择，促使批发行要为零售商提供便利、快捷、优质服务。如试行效果良好，则推广实行。

3、逐步取消按保护价收购城郊农民自养生猪的做法。实行场调节，优质优价。

（六）规范肉类零售市场的经营和管理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据国家有关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整顿和规范肉菜、农贸市场、超级商场等肉品交易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检查各类经营肉品市场的规范标准条件，加强对开办、经营市场业主的行政监督。加强对零售肉档（店、点）业户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全面审查肉品零售业户办领《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经营资格。建立使用肉品卫生合格上市凭证和货证相符等管理制度，依法查处销售无有效肉检证或其他非法肉品的违法经营行为，对违规违法经营者，须视其情节轻重，依法处罚，直到取消其经营肉品资格。把流通市场肉品卫生管理作为加强市场管理的切入点，坚决杜绝私宰肉上市，确保市民真正吃上放心肉。物价部门要对集贸市场猪肉台位费实行监控管理，重新研究合理确定台位竞投办法，适当降价台位租金；对肉品销售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认真清理生猪肉品零售商所负担的各项费用，切实防止不合理负担发生，降低经营成本，从而降低放心肉价格。

（七）健全对餐饮食肆、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食堂、肉食品加工企业（以下简称“用肉单位”）采购、使用（经营）肉品的管理

卫生部门要依法制定有关采购和使用肉品原料的监督规则，全面负责加强对用肉单位采购和使用的肉品验证制度的监督检查，负责生产和流通中肉品的违禁药物或有害物质残留含量的检测。依法查处购进、经营违法肉品的行为。建立分割肉品供应资格审验投放 “购肉登记”制度。凡向本市用肉单位供应肉品的经营企业或个体从业者，必须办理卫生许可证和工商登记注册。用肉单位必须采购具有经营分割肉品供应证照企业（户）提供的卫生合格肉品。政府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有关经营者资格证照的核查，建立准入制度，严格执行外来肉复检制度，需要进入端州城区销售的外地县（市）区肉品，必须经有关部门联合指定的肉品检验机构复检合格，取得相关证明后方可向零售市场和用肉单位销售。

（八）建立健全对生猪及其肉品的防疫和质量和检测制度

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要对城区内的生猪产区和进入城区屠宰的生猪货源，建立健全检测制度，加强抽检，监控源头，堵截含有违禁药物或有害物质残留的生猪进入屠宰生产及后续的流通领域；卫生行政监督部门要负责对定点屠宰企业和流通市场的肉品，进行随机抽查检测和监督；定点屠宰企业要按照有关标准，建立及时检测系统，以此确保货源和肉品卫生质量。

（九）明确分工，加强生猪定点屠宰和鲜猪肉品流通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

实行生猪定点屠宰是一项造福社会的“民心工程”，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具体体现。端州区要把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纳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中去，建立层级责任制，明确区、镇政府和基层村委（居委）会的工作责任，切实把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工作抓好。

市、区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执法责任：

经贸部门要充分发挥生猪定点屠宰执法主体作用，切实做好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具体执法要以区经贸部门为主，市经贸局负责牵头协调市区有关部门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城区整体市场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私宰”和销售私宰肉、注水肉、病死猪肉等不法行为。

公安部门要组织警力，大力支持和配合定点屠宰行政执法，及时查处拒绝、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分子；对暴力抗拒屠宰执法的大案、要案要加大侦破力度，快办快结，维护正常执法秩序，保障执法人员不受侵害。

卫生、防疫部门要加大对城区宾馆、酒店、食肆和单位食堂的检查监督，防止采购加工使用私宰肉；各市场业主和经营管理者要认真履行职责，与零售商签订合同时应把不销售私宰肉列入内容，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对违反合同私自销售私宰肉的要按合同规定处理。

农牧部门和市肉联厂要切实做好宰前宰后的检疫、检验工作，确保上市的肉品质量。

城管部门要加强巡查管理，加大对乱摆乱卖的整治力度，尤其要严厉整治和打击在街头巷尾以及居民区售卖私宰肉的违法行为，共同维护城区鲜猪肉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实行生猪屠宰联合执法是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的关键，这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通过落实部门职责，加强协调联动，增加执法人员，提高人员素质，加强屠宰管理行政监督执法队伍的建设。端州区政府要落实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执法所需，实行专款专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