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70号


　　现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依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保障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确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土地权属确定和登记、发证的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
　　确定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定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按照《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以及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　土地权属证书须加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登记专用章方为有效。
　　土地权属证书由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国家规定统一印制。

第二章　国家土地所有权





　　第五条　城市建成区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城市建成区外的国有独立矿区用地属于国家所有。


　　第六条　已为国家建设所征用的集体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乡、村办企事业单位依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审批程序和补偿标准办理了用地手续后使用的非本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第七条　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用地，以及其他依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审批程序和补偿标准办理了用地手续后使用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第八条　军事用地属于国家所有。
　　生产建设兵团单位用地，除依法属于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


　　第九条　国有铁路、公路和电力、通讯设施以及水库、渠道等水工程用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其管理、保护范围内未办理建设征用手续的原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


　　第十条　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旅游风景区、名胜古迹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除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


　　第十一条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建制被撤销，其成员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第十二条　因实施国家建设、扶贫计划而迁移安置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对其调剂土地后，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但国家未予征用而由其继续使用的土地，原所有权性质不变。


　　第十三条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对其依法经批准开垦的国有土地，享受使用权和收益权，所有权性质不变。


　　第十四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签订过土地转让协议的；
　　（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三）进行过一定补偿或者安置劳动力的；
　　（四）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
　　（五）购买地上建筑物的。

第三章　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十五条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为该乡、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属于各该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


　　第十六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已由农民集体或者个人使用的耕地、园地和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十七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内不超过２０公顷的非本集体所有的夹荒地、戈壁等，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确定为该农民集体所有。


　　第十八条　乡、村占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兴办企业、修建道路、水工程、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其用地分别属于乡、村农民集体所有。


　　第十九条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经批准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与其他单位和个人举办联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的，其原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


　　第二十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乡、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非本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属于该乡、村农民集体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签订过用地协议的（不含租借）；
　　（二）经县或者乡、村（队、社、场）同意，并进行了适当的土地调整或者给予一定补偿的；
　　（三）通过购买房屋取得的；
　　（四）原集体企事业单位体制经批准变更的；
　　（五）连续使用已满２０年，并在期满前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未向现使用者或者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
　　虽有前款情形之一，但目前土地荒芜、闲置的应当将该土地确定为原乡、村农民集体所有。


　　第二十一条　已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按该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土地界线确定其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由于乡、村（队、社、场）或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和分立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
　　（二）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用、土地整理、集体兴办企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的；
　　（三）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农田基本建设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线的。
　　行政区划变动未涉及土地权属变更的，原土地权属不变。

第四章　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二条　依法征用或者通过划拨、出让、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以及通过继承、受赠和解放初期接收、征收、没收、沿用方式取得的土地（包括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占用的土地），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国有土地的，应当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三条　土地公有制之前使用的私有土地，该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且未改变国家所有权属性的，应当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四条　国有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坍塌、拆除或者改建后，变更了土地使用者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变更后的土地使用者。
　　国有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坍塌或者拆除后逾两年仍未恢复使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收回该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五条　军事设施用地，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的；
　　（二）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用地文件或者用地合同、协议取得的；
　　（三）依照解放初房地产接收文件、命令取得的。


　　第二十六条　国有铁路、水工程用地和公路、电力设施用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征用、划拨土地文件，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七条　经政府批准，行政管理和服务性单位进驻机关、企事业单位而使用的土地，由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商被驻单位规定土地的用途和其他限制条件后，该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进驻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性单位。


　　第二十八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及军队使用的国有土地，未经政府批准但已经转由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退还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农民集体和个人使用的国有土地，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划拨文件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重复划拨或者重复征用的土地，应当对最后一次划拨、征用文件确定的使用者或者确权时该土地实际使用者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一条　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合建房屋的，根据批准文件、合同或者投资数额确定土地使用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办理用地转让手续后再确定土地使用权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经补办出让手续后作为资产入股的，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股份制企业。
　　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土地使用权确定给股份制企业。


　　第三十三条　企业破产的，原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依法确定给新的受让人；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后，根据有关规定处置。


　　第三十四条　法人之间合并组建的新法人，使用合并法人之一的土地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方式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


　　第三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因撤销、迁移、解散、破产停止使用土地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原定土地用途的；
　　（三）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其他组织的农场、农副业生产用地，闲置两年以上无人照管的；
　　（四）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和实施城市规划需要收回的；
　　（五）对划拨土地使用不充分，建设占地系数在３０％以下，造成土地闲置的；　
　　（六）公路、铁路、机场、矿场、蓄水库等经核准报废的；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集体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六条　《土地管理法》施行前，已由农民个人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山，应当确定其集体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七条　乡、村办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及有关规定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应当确定其集体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八条　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使用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该集体土地使用权应当确定给联营或者股份制企业。


　　第三十九条　乡村居民依法使用的宅基地，应当确定其集体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条　符合当地政府分户建房规定而尚未分户的乡村居民，现有的宅基地符合分户建房用地合计面积标准的，确定其集体土地使用权；要求分户的，其集体土地使用权在现有宅基地内分别确定。


　　第四十一条　乡村居民宅基地面积超过当地政府规定标准的，超过部分按临时用地管理，并在土地登记卡和土地证书内注明超过标准面积的数量。临时用地期限可延续到分户建房或者现有房屋拆迁、改建、翻建以及依法实施规划建设时，以后按标准面积重新确定使用权。


　　第四十二条　非农业人口（含华侨）原在乡村的宅基地，其房屋产权没有变更的，该房屋所依附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性质不变。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是指根据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所称乡村，包括非建制镇。


　　第四十四条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涉及到他项权利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优先适用当事人的约定。


　　第四十五条　兵团农牧团场和师（局）以上管理机构及其直属企事业单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管理权限和程序确权、发证、兵团农牧团场和师（局）以上直属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土地使用权确认、发证，由师（局）以上土地管理机构依照本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办理。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无过当防卫权的另一种思考

樊晓周


摘 要 本文针对97刑法第20条第3款无过当防卫权的规定，从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契约关系、无过当防卫权对降低社会危害的作用以及个人防卫权与社会义务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设立无过当防卫权的意义做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

关键字： 无过当防卫权 社会危害性 社会义务

无过当防卫权，在法学界又被称之为“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这都是基于新刑法第20条第3款（对于正在进行的行凶、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所界定的法学概念。其中因为“无限防卫权”容易使人误认为防卫人可能在防卫手段和防卫强度上为所欲为，从而导致“权利放纵”，所以不宜采用此名称。“特殊防卫权”说明了无过当防卫的实质，——在防卫人受到致命攻击（危及人身安全）的特殊形势下的正当防卫形式，但界定含糊，不能让人一目了然。因此笔者赞同陈兴良教授的命名——无过当防卫权 ，即“行为人在以排除人身危害为目的，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权利。”
对无过当防卫权的设立，法学界褒贬不一，赞成者大致认为：无过当防卫权的设立是对受侵害人的权利的加强，会鼓励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反对者有两种情况，一种在同意无过当防卫权设立的前提下，对法律规范的缺陷提出质疑，比如，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行凶”的界定含糊，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没有明确限制，缺乏防卫人的证明责任规定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对“无过当防卫权的”否定，比如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导致防卫权利的滥用，助长私刑报复之风 ；有学者认为无过当防卫权违反了刑法使用的严格程序，从而削弱了国家刑罚权 ；也有学者认为“无过当防卫权的确立，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使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正的价值轨道 ”；更有学者认为无过当防卫权有悖于“防卫权由无限防卫权发展到有限防卫权，由防卫权的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已经由注重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发展为人权的全面保护”的世界趋势 。
笔者认为：任何权益或权益的出现、分配无不是以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和检验标准的。既然无过当防卫权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和司法要求而产生，就有其存在的实际意义。

一、无过当防卫权是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生命健康权之间的最好契约
众所周知，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也就是刑法中所说的“人身安全”是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也是一切人权的根本所在。当侵害人要剥夺受害人作为一切权利基础的生命和健康时，受害人就面临着失去一切人权的威胁，此时，受害人当然享有以排除自身危害为目的而使用任何自救手段的权利，对侵害人造成的任何后果，不负法律责任。人人生而平等，受害人在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上，丝毫不比侵害人弱，他完全没有义务为了成就侵害人的非法行为而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作代价，因为这项权利一旦丧失，不可复得。
国家刑罚权的出现是伴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出现而诞生，公民之所以承认国家掌握强有力的刑罚权，是因为公民相信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且作为公共意志的国家可能以一种公平正义的中立立场来判断是非。正如康德所说，国家无非是公民间接实现自己权利的工具。
从契约关系上来讲，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来承认国家、法律、国家刑罚权，是希望换取集体的力量对自身无法实现的权利形成强有力的保障，而对于公民个人能够实现的权利，自然不愿让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刑罚权来自于公民对自由保护的需要而对个人自由的转让，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个让自己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意志保存的那部分自由尽量少一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而这种一份份“尽量少”的自由的结晶形成了国家的刑罚权 。因此，公民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给予国家处置自己的任何权利的自由，更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健康权交给对自身形成威胁的其他公民。
现在我们假设公民愿意把自己的任何权利毫无保留地交给法律来处置，那么公民自然要求法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能够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而国家的刑罚权仅仅可以在侵害和社会危害发生后，给予事后的补救，对于将要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则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防范。而且国家对侵害人的惩罚不过是为了平衡被扰乱的社会秩序。对于受害人来讲，作为健康权和生命权这种基本权利，一旦丧失，法律根本无法补救。正如洛克所言：“当为保卫我制定的法律不能对当时的强力加以干预以保障我的生命，而生命一旦丧失就无法补偿时，我就可以进行自卫并享有战争的权利，及杀死侵犯者的自由，因为侵犯者不容许我有时间诉诸我们的裁判或者法律的裁决来救助一个不可不长的损失。” 显而易见，国家刑罚权的作用在威慑、惩罚、改造教育犯罪分子方面的确很有效，但是对于具体的正在发生的，而且极其紧迫危险的对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构成威胁的暴力侵害在实际救济上就有可能是无能为力的。
从以上分析看，无过当防卫权是公民不愿也不能让渡的，国家没有能力代替行使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分配共同防卫罪犯的权利上，不得不把国家刑罚权无能为力、对公民却生死攸关权作为公民的权利保留，而且公民对于危及自己健康和生命侵害必然会誓死抵抗。这种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无过当防卫权的恰当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对抗社会犯罪的契约。

二、设立无过当防卫权能有效降低暴力侵害人身安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非常严重，存在着剥夺受害人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破坏性极强。法律及国家刑罚虽然对各种犯罪都都有严厉的处罚，但国家刑罚权只能停留在犯罪发生后的社会秩序补救的层面上。在预防作用上，仅仅起到抽象意义上的威慑作用，对于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犯罪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在犯罪进行时，法律并不能及时保护公民权利，防止社会危害的发生。作为正在受害的当事人以及“见义勇为”的勇士，却身处预防罪分子斗争的第一线，如果剥夺他们对于暴力危及人身犯罪的无过当防卫权，无异于放任社会危害的扩大。
作为防卫人（包括受害人和“见义勇为者”），在进行防卫时也是采用暴力手段，对侵害人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但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安全为目的斗争非但不是对社会的危害，反而对社会有所贡献。与暴力侵害对比而言，公民的健康和生命有了继续的可能，而犯罪分子的危害也能得以有效制止，对社会危害的降低有显著意义。对于见义勇为者的高尚行为无疑也是一种鼓励，这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果吗？
从侵害人和受害人的权利分配来讲，侵害人的犯罪行为本身违法而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而受害人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合法行为与社会危害的减小和刑罚权有相同的功能，不法侵害人在进行暴力侵害时，显然已经对自己没有侵害手段和强度的限制，同时又置法律于不顾，而此时我们却给合法的受害人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无疑不利于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公民这种权力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一旦失去，不可复得。邪恶人有无限的侵害的“权利”，而正义人却没有行使无过当防卫权的权利，无疑是对邪恶人开了方便之门，而对受害人戴上了限制手脚的枷锁，这样，法律的价值与法律追求的正义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国家刑罚权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地缩小社会危害，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那么，在国家无力阻止暴力犯罪危害社会的时间、地点、环境下，公民争取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同时又防止了社会危害发生或者扩大的行为。法律保护和鼓励受害人的斗争，给予公民无过当防卫权，无论对于公民个人还是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有利的，这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
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国家刑罚权和公民的防卫权，以及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和自觉维护不仅会更有效地制止血腥和暴力，促使法律秩序和法律保护的增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无过当防卫权是最典型的公民维护法律正义、保护社会利益的社会义务
法律本身在于保护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侵犯，并促使这种利益实现最大化。要实现这种目的，不仅要求本集团的成员和非集团成员遵守法律，并且要求本集团的成员对法律尊严和力量作不遗余力的捍卫，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尤其在国家及其法律无能为力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出现权力真空时，公民应自觉维护捍卫国家和法律的权威。这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详尽的规定，比如民法中的自救行为，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无过当防卫权的存在，最明显、最直接地体现了该集团成员对代表其利益的法律的支持，因为每个成员明白，刑罚权作为任何社会中最严厉的手段，恰恰也是自己的集团最后一道没有退路的防线，所以更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和本集团成员的坚决维护。这样才可能使刑罚权具有威慑力和惩罚的力量，以达到其维护统治和保护本集团实现的目的。
试想，公民对已经危及到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侵害不能做最激烈的斗争，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往往的得以顺利实施，实现其非法的目的。而且种种情况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暴力侵害人可能藐视法律，而进行规模更大，危害更深的其他犯罪；二是潜在的犯罪分子得到鼓励，从而发生新的暴力犯罪案件；三是防卫人没有国家法律的保护而动摇信心，尤其是“见义勇为者”从此顾虑重重。这样的终极后果是，公民把自己的权利让给了他的敌人，同时减弱了其同伴和其所在集团的防御能力，最终使本阶级追求的利益和所谓正义化为乌有。
因此，无过当防卫权是一种行使权利为形式的维护本集团统治必须行使的社会义务。个人放弃对危及生命和健康的侵害的抗争，就是放弃了自己和同伴共同作战来维护本集团的整体利益的义务，任何放弃权利的行为无疑是放纵反对者对本集团所追求的正义的破坏、颠覆，而最终使自己的权利随着集团的覆灭而消灭。本集团应该对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给予惩罚，因为该成员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行为从而削弱了本集团的力量，同时增强了反对者的相对力量。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所有合法公民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共同的正义价值判断和利益追求。每位合法公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不仅有利于增强法律的尊严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能力，而且这种斗争越是激烈，我们的法律基础——民主的力量越是稳固，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充分实现。用可持续的眼光来看，授予公民无过当防卫权，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为良好而牢靠的法律环境。任何放弃自己的权利的行为人，无异于对我们追求的正义做消极的抵抗甚至背叛。
国家设立防卫权，不仅是刑法对公民个性权利的间接保护，更应该给与公民直接的保护，国家刑罚权在不能进行事前和犯罪进行时防范的情况下，要求公民个人的防卫权给予配合和补救，大大增强了公民同不法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保障力。每个公民对自己健康权和生命权的誓死捍卫，不仅是在行使国家赋予自己的权利，而且实质意义上也履行了削减不法分子的邪恶力量的义务。
因此，国家刑罚权和公民的防卫义务（包括无过当防卫权）的良好结合，才能促使我们的法律朝着我们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

结语
从远古的呼唤、中世纪的黑暗、近代的启蒙、当代的凝思中，我们不难看出，从无限防卫到有限防卫，在从有限防卫升华到无过当防卫，并非一种简单的历史轮回，这里面有血与火的洗礼，有灵与肉的搏斗， 正义的力量促使人们拿起防卫的武器来捍卫自己不可让渡的权利——无过当防卫权。我们渴望安全、宁静、幸福、快乐，但是邪恶的力量并不给我们一点仁慈，虽然我们是我们的，但是庞大的国家也有自己不可企及的时间、地点、条件，当我们最基本的健康和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行使自己的无过当防卫权是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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