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序 正 义 的 人 性 与 理 性
——从“李，杜” 案看无罪推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的法制发展与进化，日趋的人性化，合理化，然而这种发展与进化，特别是在执行方面，对于程序正义的范畴，显得异常薄弱，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正义的天平产生了倾斜，法律之产生基于人性，其更应当为人性服务，掺入了理性因素之后的人性，应当是摈除了自然野性之后的人性，以此人性所产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符合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之现状，然而法律的建立与执行不能简单的率性而为，人性中即使已掺入理性之因素，但依然需要规制，否则正义将再无存在之必要。
关键字：程序正义、人性、理性、无罪推定


引 言

最近，被媒体炒作的火热的有关“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笔者以为，绝非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在中国的法制史上也并非鲜见的特例。其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不过是因为其影响较为恶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罢了。现在，虽然“李、杜”二人已沉冤得雪，但从中所体现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今日“李、杜”之案因得雪而被暴光，那还有多少个“李、杜”之冤案因未“雪”而未被世人所知呢？中国十三亿泱泱大国，还会有多少人被冤，锋利而高悬的法律之剑，为罪人而设，却又会划伤多少无辜而善良的人。由此类案件所见之“无罪推定”问题，亟待解决，已不容拖延，否则法律之失衡，不会久矣。



法律存在之目的，无论从其订立乃致执行而言，笔者以为，首先在于人性；法的价值不是人受制于法律，而是以人作为法律的本体而存在，法律无论其内容抑或其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笔者所提及之人性，是指民众在对待事物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种普遍态度及心理，这种人性以善良的常态出现，法律的建立与执行，首先当基于人性；以其为基础。法律以惩戒为手段，保护社会及民众的合法权利，由轻重而分，首先在于保护，惩戒无非是为了实现“保护”这一职能的工具。法律存立之威，不应以重惩而立；而在于其是否其是否可以完成“保护”之职能。然而人性并无固定之模式，人性虽本善良，但也不可排除其转恶的可能。人类之行为基于人性而生，而对于规制人类行为之法律，若不掺入理性之因素，则无法实现惩戒之手段，而法律本身亦将无存在之意义，其蕴涵之正义亦将当然无存。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的人性与理性的结合物，其在程序正义中更能体现出来。

法律程序之存在，并非能省则省的繁文缛节，也并非仅仅为了显示法律的威慑力或者尊严之类。起存在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正义与公平，保证正义的合理实施，法律作为社会的最终的裁判手段，是社会理性的最后防线，其所给予的裁判必须公正，此公正来源于谨慎小心的诉讼程序及准确无误的证据证明。特别是在刑法的范畴之中，其判决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公正则显得更为的不容马虎。刑法存在之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良好运行，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对于违反者进行镇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中，是以“有罪推定”为主要的裁判模式，即无法证明无罪即为有罪。这种罪证推定模式产生的原因有三种；
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由于古之法律未尽完善，在程序方面更是潦草，因此对于案件的审理裁判者的主观因素较强，对于嫌疑犯，往往就是“先入为主”
的认为其是罪犯。
② 搜证举证中所产生的困难；因为不具备适应诉讼举证所需要的搜证设备，对于执法机关而言，有罪推定执行起来比无罪推定要简单的多。因此，本来应当属于执法机关的“搜证举证”义务便被强加到了被控诉者的头上，使其立于更不利的位置。
③ 法官的地位；在古代，一场诉讼从“起诉”到“裁判”到“执行”，都是由唯一的机关进行的，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在面对刑案的时候，一旦被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即使是真清白亦很难脱身，因为在这场诉讼之中“公诉人”即是“裁判者”，即便是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担负举证任务及裁判义务的亦是同一人。有罪或者无罪仅仅凭这唯一的“衙门”进行，甚至可以说仅仅有衙门的长官来决定，不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裁判结果就一定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赋予了这种长官（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对于国家或者地方进行管理的长官，因为其所辖职权之广，因此暂时将其成为长官）司法职权中的双重身份，即集裁判者及公诉人的身份于一身，同时其自由裁量权又很大。公正的审判仅仅能依靠的只有这种长官对于公正的了解及其自身的素质修养。同时根本不存在同级或者由下对上的司法监督机制，所有的仅仅只是上下级间的一些监督而已，况且这种监督在古代信息与交通异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往往缺乏时效性，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便是司法实效的大打折扣。这也才会使得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青天”之类的称呼，正是这种长官的个人因素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律的公正性是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由一个人所来演示的法律，其公正性令人难以完全信服。事实上在整个古代，法律所要代表的也从来只是王权与专政，其所要显示的公正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已。封建王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张上的公正法制，而用于规制人们行为的规则甚至不能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只能是“法”或者“律”而已。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权”思想鼎沸，被等级思想压迫了上千年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价值，并期待建立一种合理的法律来保护其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意大利刑法学界的先驱贝卡里亚在其所著的《犯罪与刑法》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既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罪犯。这一原则似的实施给予了犯罪嫌疑人很大的权利，其不仅使得犯罪嫌疑人免除了举证或者是搜证证明其无罪的义务，而且在被定罪之前，其是无罪的，并且同其他人一样享受一切之公民权利，而绝不因为其受到了怀疑而导致歧视。
“无罪推定”原则其意义不是简单的将司法中对于嫌疑犯的态度合理化，也不仅仅是简单的高举“人权”旗帜的宣传，更是其阐述了程序正义中的“人性”
与“理性”。
“人类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然而“无生命的法律在绝对意义上应当俯首听命于人类”，法律其本身作为规范人类行为之框架，这种框架并非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需求进行变动。而支持这种需求变动的，则是人性的变动。“无罪推定”原则应人权的兴起而开始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及运用，亦可称之为随人性的变动而变动。应封建帝王统治集权之需要，一直被推行着的“有罪”论并不需要将之完全的否定，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如此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客观世界中的很多的事物或者关系根源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原有的“有罪推定” 原则向“无罪推定”原则进行转变。无论是古代所实施的“有罪推定” 原则还是适合于现代人权至上的“无罪推定”原则，都是应人类发展之所需而产生的。同时，从其产生的原因出发，还在于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方式及理解程度，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鼻祖中的智者们，都会认真的去考虑过有关于法律或者正义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及主观方面的智识、，理解程度及阶级立场的不同，其所产生的对于法律、正义及一系列相关的概念的理解及定义也会不同，而由此所产生的是对于公正的判决分歧，甚至有时这种分歧是水火不容的。这将引起的不仅仅是观点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及民族习惯的冲突。正义总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绝对的不正义，人们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学着适应社会，然后再尝试着去改进它，使他变得更为的合理，这种改变的方式不全是创新的某种新的方法，而往往是在民族的交融中互相学习而来的，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理念以及对于主观世界修改过的智识的改变，比如对于正义及法律的认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一提到“主持正义”，就会使人们不禁的想到“锄暴安良、铲除邪恶”等词句。这产生于人们的传统的习惯性思维定式，要正义，便要除邪恶。而由此思想所导致的便是“正义”与“除暴”的概念混同。刑法作为我国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充斥着暴力镇压的气息，然而在这种暴力的气息中蕴涵的应当是其对于其保护下的生命财产权利及利益的温和的善意。也正是因为其人性化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于违法行为的暴力压制，从而产生一个保护正当权利的效果。可是，就目前中国法制社会之现状，无论是执法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都是似乎仅仅只是注意其惩罚之手段，而未注意到其是以“保护”作为前提职能而存在的。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只是关心是否已将“恶”绳之以法，至于“恶”是否为“恶”，“恶”到什么程度，是否当为其刑，就被淡化了。而正如此次的“李、杜”案件，便是部分执法人员此种心理状态的不良后果。当然，这也与我国的监察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健全有不可避免的的联系。笔者认为，其实对于“无罪推定”在我国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了。相关的条文都已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其之所以未能在法律执行中被很好的体现出来，是因为人们，特别是一些执法人员对于此项有关规定的单薄，甚至是对于整个程序正义的意识单薄。这所涉及到的是很多人对于法律与正义的理解，是有关于法律的意识问题，而由此造成的是类似于“李、杜”冤案。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
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的确给国家治安机关的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法律不是为惩罚犯罪而设立的，而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律毕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并非自然形成的规律，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正义，这也就是要求办案的人员在执行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与细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 …它的命令与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其对恶人无甚作用”罗马法学家用此语推断自然法与理性的相融，而笔者以为此语更印证了人性在法律中的存在。理性存在的本身就在于规避人性中的不善之处，然而由于法律的存在，更多的人变得善良，而这种善良正是人区别于兽的特性。这便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形态之后所产生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掺入了理性的成分。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人们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不外乎理性及人性（感性）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判断亦是如此。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确保权利的主张，是有待于深刻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②谢佑平，《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

③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从醉驾判决之正义性思考谈司法公开的目的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关于醉酒驾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理论上颇有争议，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承担与不承担两种观点，从本质上说，两种方案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正义的根本要求。从立法精神出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垫付后可向醉驾者、无证驾驶者追偿才更为合乎正义的要求。

关键词：

醉驾、人权本位、秩序本位、正义、看得见的正义

引言：

从来没有单纯的司法公开，公开必有其目的，泛泛而谈难见说服力，故笔者试图从醉驾判决的正义性思考出发，来探讨司法公开的目的。

关于醉驾、无证驾驶致人伤亡，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打开互联网，可发现一搜一大把，赔与不赔都成为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是五花八门。司法实践中这种参差不齐不判决方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使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审判人员，因为手上刚好也碰到一个醉驾的案件，所以也不得不加入这一争论的行列，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当今的司法现状

各地法院对于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致人伤亡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的处理，无外乎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保险。它相当于是车主为社会不特定的公众购买的保险，从合同法原理上说相当于是车主与保险公司为第三人约定了权益，具有约定性；而这种权益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的，从而使这种权益又具有法定性；并且，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获得基本的赔偿，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还具有社会公益性。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交强险是排斥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否则，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受害者是没有权利起诉保险公司的，故即便车主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醉驾、无证驾驶免赔，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损失和财产损失，而不论投保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或过错的大小。因此，在这种方案中，法官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认为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该价值在所有法律所保护和追求的价值位阶中的最高价值，处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价值与之相冲突时均让位之。故醉驾和无证驾驶时，保险公司一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

第二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保护是在肇事者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正常行车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保护，而醉酒驾驶或无证驾驶之情形中，肇事者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只应由肇事者自行承担，这样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垫付抢救费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受害者能及时得到治疗，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并且，按照一般常理，受害者起诉时已经治疗完毕，其生命健康权已基本得到了保障，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的紧迫性，故起诉的标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债权。如果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肇事后，保险公司都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那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有证无证一样、清醒醉酒一样，反正都有保险公司买单的结果，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无疑是对醉驾和无证驾驶的放纵，与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此，在这种方案中，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

这两种方案均能自圆其说，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法院按这两种方案判决的都有。为了力排众议、定纷止争，最高院2009年10月20日在对安徽省高院的批复时明确认为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财产损失包括“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故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事与愿违，该批复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全国各地的法官并未因此停止对正义的思考与追求，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例仍不断涌现，从而使该批复陷入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舆论声讨的惊涛骇浪中。

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案的冲突，说到底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者都是法律所要保护和追求的利益，都不可偏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法律中，两者的主次地位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 秩序本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和法学家优先追求的都是秩序，要求国家应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主张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大环境下，人们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产品本就十分有限，处于金字塔上层的统治者们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供其享受骄纵奢华的生活，免不了要对内实行严重的剥削，对外实行残忍的掠夺。这使人民随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屈原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白居易更为深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3]”，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的统治，必然激起本国民众的反抗和遭遇他国民众的抗争与侵略，故古今中外的各国家、各政权，无不随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鲁迅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无非是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在这种“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6]”的理念下，秩序，当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三、 人权本位的兴起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们过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如“八议[7]”制度、“官当[8]”制度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的理念下，农民起义、奴隶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统治们在追求秩序的同时，开始注重人心向背，进而出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的较为开明的理念。但封建专政的、忽视人权保障的黑暗统治并未根本改变，因为这种变化本身是为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下，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此后，类似的规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秩序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倒了个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遗憾的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甚至提倡在个人利益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之。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尽管何谓“人权”仍然模糊不清，尽管我国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权”，尽管我国仍未象美国宪法一样赋予民众武装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权利，但至少标志着我国也基本实现了人权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转变。

四、 人权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3]”。“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14]”。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秩序，就谈不上自由，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所以秩序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但“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15]”，故维护秩序，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来看，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从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

这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人权与公众人权、眼前人权与长远人权的激烈冲突——保险公司如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虽然保障了个人人权、维护了眼前人权，但从长远看，却放纵了醉驾和无证驾驶，可能使公众人权受到更大损害；如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我们会发现，今后发生的每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成为今天的正在审理的个人人权和眼前人权，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16]”，故何时才算是保障了长远的、公众的人权？最终我们会发现，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保障眼前的每一个个人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赔偿是不正义的，不赔偿也是不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