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
从M-G-M V. Grokster案再谈ISP的法律责任

王 利

2003年4月25日，美国联邦区法院裁决驳回了M-G-M公司(METRO-GOLDWYN-MAYER STUDIO Inc.)对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音乐作品版权侵权诉讼请求，认为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并不存在侵犯版权行为①。而与此相反，2001年2月12日美联邦第九巡回法院终审裁决的Napster案，却作出了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结果，即要求Napster公司停止侵犯版权人合法权利的行为②。通过对比Napster案与M-G-M V. Grokster案，不难发现两案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但两案中法院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判。相似案情事隔两年，判决结果反差却如此之大，由此ISP的法律责任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案情介绍
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是美国的两家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络公司。其中Grokster公司自行开发了一种名为Grokster的软件，网络用户通过下载Grokster软件后，就可以利用其再下载Kazza软件，而Kazza软件采用了“伙伴到伙伴”技术（Peer-to-peer,简称P2P），该种技术又称为“同等文件传输技术”。使用含有P2P技术的软件的不同计算机可以互相共享各自拥有的信息。Grokster公司的网络用户在下载并安装Kazza软件后，相互间就可以充分地进行资源共享。这对于众多爱好MP3音乐文件的网络用户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购买就可以从其他用户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MP3音乐文件，而其中显然有很多MP3音乐文件是未经合法授权的。因此，原告M-G-M公司向法院控告Grokster公司为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要求法院裁判Grokster公司侵犯版权，责令其关闭。Streamcast公司则与Grokster公司略有不同，其自主开发了一种名为Morpheus的软件，该软件本身就是采用了P2P技术（同等文件传输技术）。Streamcast公司的网络用户通过登录该公司的网站便可直接下载Morpheus软件，下载该软件的网络用户同样可以相互间进行资源共享，如：MP3音乐文件等。如同Grokster公司那样被控侵权，原告M-G-M公司向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法院裁判Streamcast公司侵犯版权，责令其关闭。
Napster案的基本情况：Napster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MusicShare"的软件,该软件利用P2P技术为用户提供Mp3格式文件交换服务。任何人到Napster公司的网站上下载“MusicShare"软件并安装到自己的电脑上后，就可以在上网时登陆到Napster公司的网络系统上并可以免费注册为Napster公司的用户。所有Napster公司的用户之间利用“MusicShare"软件可以互相交流Mp3格式的文件，实现资源免费共享，即Napster公司的用户在任何时候上传和下载Mp3文件时都不需要向对方用户、Napster公司或者音乐作品的版权所有人支付对价。由于Napster网站为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因而引起众多唱片公司和音乐版权所有者的仇视和抗议。1999年12月6日，Napster公司被A&M唱片公司等18家唱片公司以辅助性侵权、代理性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二、案情分析
纵观Napster案与M-G-M V. Grokster案，可以发现，两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将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确定为被告的法律原因。
在两案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③,其职责是为用户提供接入各类网络（如：Internet网、局域网）服务，主要发挥传播中介和信息载体的作用。在以往发生的网络侵权案中，其直接侵权主体往往是大量的个人用户。而通常由于网络用户，留下的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姓名、单位，均属虚构，即使真实，也不一定就是侵权人，因为上网需要帐号，而帐号是可以互借共用的，并且他人也可能盗窃上网帐号从事非法的侵权活动④。可以说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电话的拨号上网者，其IP地址实际上是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导致了网上的实际版权侵权者通常很难被发现⑤。因为依据诉讼法理论，只有存在足够的侵权证据，才能够认定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与网络用户相对应，网络公司这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由于行业的特性，其IP地址是不可能随时变化的。于是，被侵权的版权人、版权管理组织纷纷将矛头指向了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追究其为他人提供侵权便利的责任，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是通过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而获利者。某一网站的点击率越高、用户越多，其利润也就随之增加，两者成正比例关系。而且ISP预防侵害发生或扩大的能力以及将风险转嫁的可能性比权利人更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ISP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这两起案件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被推上了被告席。
其次，正确区分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所处的角色，对于在网络侵权中认定法律责任是很重要的。
因为根据网络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前几年已经发生的几起网上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看（例如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北京某网络公司案），作为网络服务商，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的法律责任是不相同的。作为主要功能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内容提供商（ICP），其在网络侵权中承担的风险主要来自要为其本身计算机系统或者其他设施存储和传播的侵权材料承担法律责任。其行为往往是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合法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其毕竟未经权利人同意而非法上传版权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而作为主要向用户提供链接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其在网络侵权中的风险承担主要来自其为用户侵权行为提供物质帮助和便利的行为。因为其行为虽然不是直接侵犯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其为侵权者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及物质帮助。在Napster案中，作为被告的Napster公司曾以“由于信息的海量，没有办法从不侵权的文件中分辨出侵权的文件”，作为抗辩理由来驳斥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法庭却认为被告Napster公司在主观上有了足够的了解程度，已经达到了辅助侵权的水平，从而认定Napster公司侵权成立。由此可见，并非网络内容提供商直接侵权行为才构成侵权的法律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间接辅助侵权同样也构成侵权。在上述两个案件中，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发挥的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接入服务，并不向网络用户提供任何信息服务。
显然，在两案中，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
再次，明确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法律责任。
如上面所分析的，在两个案件中，被告各公司均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显然，两个案件的实质问题都ISP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侵权责任，在理论界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网上的版权侵权行为往往都要借助ISP才能实现，所以在发生侵权行为时，ISP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网上信息流量太大，ISP无法时时刻刻过滤、检查信息的内容，况且即使去检查，也会因不具备必要的背景和专业知识，而导致侵权信息被疏漏进入网站。所以ISP一般不应对他人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一派被称为“传输管道“论。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中明确规定，ISP如果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即ISP在未主动传输、挑选编辑受指控侵权信息及机器暂存这些信息，未超过限定时间的情况下，ISP不因其系统传输或者机器自动复制、暂存在了使用者侵犯他人版权的信息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辅助侵权责任或者代理侵权责任。当然，ISP不承担法律责任，还是有其例外限制的。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不但对ISP提供了“传输管道”免责条款，而且还为其提供了“安全港”条款(safe harbor)。“安全港”条款指的是只要ISP遵循了预先确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可以以此条款作为抗辩的理由对抗权利人的侵权指控，证明自己对侵权行为没有过错，从而躲进法律为其构建的“安全港”，不必承担侵权责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通过的WIPO版权条约（简称WCT条约）的声明中提到：“关于条约的第8条，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者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构成本条约或者《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意思为如果仅仅为网络上传输作品或录制的表演提供设备技术手段，不侵犯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但是超过这一范围的，就要承担责任。而且该条约所附的声明中，在解释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时还指出，仅仅为传播提供物质设备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向公众传播。这同样也是为了限制ISP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目前对ISP的责任追究问题，主流意见是给予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免责。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虽然同为ISP（网络服务提供商），但是由于两个案件中，不同被告，即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运作经营模式不同，所以两者的最后结果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Napster案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Napster公司尽管不是MP3音乐文件的提供者，但是它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参与终端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的地位（因为终端用户只有登录其网站并在线时，才能相互共享信息，只要Napster网站关闭后，网络终端用户便不可能在进行相互的文件共享了）。作为ISP，Napster公司一方面有义务、有责任监控其用户的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能够从为用户提供MusicShare软件中获取可观的利益。因此，依照美国侵权法的理论，Napster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代理侵权责任和协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代理侵权责任主要产生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中，尤其是在监管者有权也有能力监控被监管者的侵权行为时，而且其也能够从该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存在。而协助侵权责任，则不仅要证明被告明知侵权者的直接侵权行为，还要证明被告为侵权行为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显然，本案中，Napster公司与其用户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且Napster公司也从其用户的扩大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同时，作为监管者的Napster公司显然具备对其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审查和管理的能力，并且它还通过MusicShare软件和Collective Directory集体目录（一种用于网络用户交流Mp3文件的论坛性栏目）实际地帮助了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当然其中包括许多未经授权的享有版权的Mp3文件。因此，在Napster案中，被告Napster公司被法院以代理侵权和辅助性侵权为由，责令其关闭。
而在M-G-M V. Grokster案中，被告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却只是通过提供一种含有P2P技术的软件，使用户之间只要在下载了Kazza软件和Morpheus软件后，即使在相关网站关闭后，也可以相互之间随时地交流共享各自拥有的Mp3音乐文件。而Napster公司的用户只有在Napster网站开放时，才可以享有这一服务。相比较而言，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中的“主要商业用途”原则（A Staple of Commerce）。该原则规定，如果一项科技成果或商品主要应用于非侵权的用途，那么这一点就足以避免该科技或商品因可能的侵犯版权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被告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为用户提供相应软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网络用户相互之间交流各自已经经合法授权（如：购买获得）的MP3音乐文件，而且它们在提供相应的软件后，便推出了用户间相互交流、共享MP3音乐文件的过程，不再具备监督其用户行为的能力，因而美国联邦区法院也正是依此一点而做出了驳回原告M-G-M公司的诉求的判决。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同属于ISP，但是由于两个案件中不同被告所处地位的不同，所以法院也就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法院判决。
三、案件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以上的案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案的实质问题集中在关于ISP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然而仔细透视两案，却发现其中还有着令人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关于网络环境中版权制度的权利（或利益）平衡问题。利益平衡一向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人类创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丰富社会资源，因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明确赋予了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内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面进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还规定了智力成果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如：为此创设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也正是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的需要。正如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和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应该在考虑如何有效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有效地兼顾社会的公众利益，即：有效地控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滥用，此制度又称之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然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只是片面地考虑了如何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却忽视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所创设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未能充分地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尤其是在新兴的网络环境下，这种冲突仍然表现为智力成果的开发、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是智力成果的开发者和信息网络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上述案例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网络环境中如何平衡版权所有者和信息网络传播者之间的利益，而并非传统的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因为两案中的被告并非是版权权利的直接侵犯者——网络用户，它们才是真正的侵犯原告合法版权的元凶（利用被告公司提供的含P2P技术的软件，相互间交流共享未经权利人合法授权的MP3音乐文件）。不言而喻，这同时也是版权制度目标中矛盾着的两方面：一方面保护作者基于作品创作应享有的权利，旨在刺激他们进一步进行创作；⑦另一方面要保证版权作品被快捷、有效地传播，丰富社会的财富，从而方便大众接触到这些作品。因此，美国整个版权制度的设计历史过程中也始终围绕着如何平衡这两个目的所追求的两种利益来进行考虑。例如，美国《宪法》授权国会进行版权立法时要求，“通过保证作者和发明者对其作品和发明拥有一定时限的专有权，促进科学和艺术进步。”透视Napster案和M-G-M v. Grokster案中所折射出的问题，就是必须深入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维持版权法的两大目的，即作者版权的专有性同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平衡。而该问题在技术越来越发展的今天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此问题也正是美国版权法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
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是广泛存在，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有相关案件诉诸于人民法院。目前我国很多IT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的IT公司从事的就是相关含有P2P技术软件的开发工作，因为下载这种软件的网络用户可以实现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也带动了软件开发公司的研发。这其中就可能存在着很多国内网络用户利用软件公司开发的含有P2P技术的软件，进行“违法”活动（利用该软件相互间进行交流共享含有版权的作品）的现象。如何解决今后日益增加的版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如：ISP以及开发含有P2P技术软件的IT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这是上述两案所引发的美国版权法发展取向的问题，同时，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深思考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①参见 http://www.eff.org/IP/P2P/MGM_v_Grokster/，2003年5月20日检。
②翁鸣江 武 雷《Napster诉讼案及其对美国版权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③在实务中，很多人常常混淆网络服务商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角色，认为其是同一或等同的。然而，其实两者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网络服务商）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包括BBS系统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内容提供商等，甚至还包括网络基础设备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等等。而后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则仅仅是网络接入服务的提供者，它并非是网络中大量信息的提供者。因此，可以看出网罗服务提供商（ISP）实际上属于网络服务商下属的一类，即：网罗服务商包含网络服务提供商。
④张玉瑞著：《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P186-187。
⑤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版，P223。
⑥翁鸣江 武 雷《Napster诉讼案及其对美国版权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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